21世纪最初的一次宏观调控，成功地使中国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又预防了通货膨胀，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0.94万亿，经济增长连续四年达到或略高于10%。
三大因素使可持续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经济增长所依托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加大，增长成本上升；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受到威胁；体制改革滞后，计划经济体制余威尚存，市场机制在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同时，不时地显现其“短腿”和“多足”的负面。凡此三者，引致国内市场需求难以缓解和释放，内生的经济增长机制无法最终定型。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终极驱动力来自国内市场需求，必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而所有这些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核心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实际财力上的支持。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层面上，选择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等于选择了需求导向型的财政政策。力鼎国内以需求为导向的宏观政策，首先应当改善财政政策“四缺口模型”。
缺口一：结构调整。长期以来，对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比较注重总量的变动、防止通货膨胀、化解紧缩压力，保持合理的经济景气指数，没有系统地考虑结构的调节。经济增长虽然总体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但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内在的增长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缺口二：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状况直接决定社会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实现。按照公共财政理论，调节收入分配是财政的重要职能，但目前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干预力度过小，社会基尼系数达到0.45左右，使收入分配没有对促进消费增长发挥应有的作用。
缺口三：自动稳定器。将解决短期波动与长期结构调整问题结合起来,方能对内需产生持久深远的效果。在过去十年的财政政策过程中，相机抉择的调节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就国情而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启动比较晚，制度基础不扎实，自动稳定器调节机制不健全，客观造成经济波动的放大，给宏观调控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缺口四：消费预期。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终极和阻止经济剧烈波动的稳定力量。既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的调节效果比较明显，对于消费需求的调节差强人意。投资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剧烈的波动，非常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性课题是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萦绕于目前则是开放性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过剩和货币政策乏效。无论疏解哪一项困境，扩大国内需求都是宏观经济的一条必由之路，实行内需导向型财政政策恰是通往辉煌前景的不二法门。当重归改善制度之路时，我们或许会发现，内需导向型财政政策的要义在于培育增长机制。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者，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