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已是个不争的事实。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和第三大贸易国。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波三折。上世纪50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再加上政治动荡，走了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使我们延误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从满目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也都成了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80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25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将剩下6种，5年以后6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
前几年，大家都自豪地欢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我也算其中一个。什么是“世界工厂”？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如我们生产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值得高兴吗？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
有企业家朋友问，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兴起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1997年，全球第一个关于企业道德的自愿性国际标准——全球社会责任标准体系（SA8000标准）出台；2002年，联合国推出《联合国全球协约》。“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道琼斯分析师说，凡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公司在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方面都同样优于竞争对手；凡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公司股票业绩都比其他公司好。杜邦公司就是凭着“环保理念”从一个总资产仅为3.6万美元的火药小作坊成长为年销售收入240亿美元的跨国巨头。近年来，沃尔玛、家乐福、雅芳、通用电气等超过50家跨国公司巨头开始在订单中加上社会责任的条款，要求企业必须通过社会责任的审核才能进入电子订单系统。自1997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至少已有8000多家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许多企业因为不合要求而被取消了供应商资格。
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慈善公益又是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据《福布斯》慈善榜说，十年里，美国富豪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比尔·盖茨捐赠230亿美元，占其净资产一半以上。相形之下，中国1000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们的捐赠不到15%。我们的企业家们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
（作者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