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浙江温州中瑞、中驰财团重金礼聘来的两位职业经理人相继辞职，舆论大多归咎于两个财团。其实，这并不公平。
如果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中国迄今为止应该存在三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传统的农业社会导致了小农经济型和天下大同型，近20年来，商品经济型开始出现，它是从小农经济型和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里脱胎出来的，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更是必然同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应该说，温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中国典型的原始积累的特点，小农经济型的自给自足、依赖土地在这里变成了家庭管理和依赖廉价的物力和人力资源，因此，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它的生产、经营模式就有了先天的不足，尤其是盈利渠道与现代企业制度有着很大的距离。
令人寻味的是，在古代和近代，“左”的政治、经济体制层出不穷，而现在的某些体制，相对于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却显得“右”了。企业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国民意识都需要更新，但最初的动力在哪里呢？答案是经济发展。
对于逐渐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温州人来说，必须认识到，资金的单向原始积累与资金的多向现代扩张有质的不同，前者靠的是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后者则是以制度为保障的，前后不可同日而语。
温州中瑞、中驰财团职业经理人的相继辞职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中瑞、中驰财团自身的问题，更有职业经理人的不成熟、职业经理制度的不成熟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成熟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并生的，单一地指责对谁都无益。
像温州的人率先发展商品经济一样，温州人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尝试也是值得敬重的。但在目前，温州的经济面临的是一次艰难的蜕变。
它是生命蜕变过程中最艰难、脆弱和危险的时刻，这一时刻所需要的，不是对其过程的丑陋和畸形痛加指责，而是理性的忍耐、呵护，乃至为它做点什么！能否这样做，也是检验一个民族能否从简单幼稚、盲目热情走向理性成熟的重要标志。
（文本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