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再度引人瞩目，各种争论纷乱而来。
但依照我的观察，目前围绕中国外汇储备何去何从的争论，相当部分是基于朴素情感，而不是理性剖析。其失之偏颇的原因是未涉及到储备管理的核心问题。
其实，外汇储备之于中国，既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扭曲，既有积谷防饥的重大意义，也需拓宽储备管理的思路。
首先，外汇储备之于中国，是丰年收获。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并且很可能在未来5年内经常账户盈余仍超过GDP的4％。同时，中国银行体系的各项存款高达7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居民储蓄33万亿元，并且未来10年内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仍将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可以说，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是30年来对外开放所积累的国民财富，在既定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下，即便中国采取了本币升值等措施，中期内这种积累仍将延续。
其次，外汇储备之于中国，更是积谷防饥。中国经济并不能始终运行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资源、人口和环境三大因素制约着中国的未来。此前，我多次表示，在2025年前后，中国GDP总量可能超越美国。但同时，中国人口将达到约14.5亿的峰值，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将比1999年翻番。如无意外，此后中国经济将未富先老、未盛即衰。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必须从当下开始积极运用外汇储备，为未来经济增长的资源保障、技术创新、社保体系留下空间，也为政府广义负债的偿还做好准备。换言之，目前的增长和人口使得中国处于丰年，未来的转型和老龄化将使中国处于欠年，这就需要为未来善用当前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
那么，如何善用外汇储备？近年来在此领域的制度创新在于，中投公司的设立有效分流了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该模式也存在着一些挑战。
挑战之一，是主权财富基金在外部受到华盛顿约定、圣地亚哥原则和OECD指导准则的广泛制约，缺少足够的透明度限定了其成为财务投资者。
挑战之二，是在国内首先通过财政发债，最终向央行置换外汇储备的做法，使中投在利差汇差方面存在压力，需要财政或央行分担。
挑战之三，是中投的绩效缺乏国内的对标机构，难以对其运作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因此，需要更多创新思维。例如，可否再设立一家和中投规模接近，但治理结构更为简洁的主权财富基金，使之与中投竞争？可否恰当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平台，例如国开行等进行外汇投资？可否通过在世界银行集团、IMF等多边机构增加头寸？
基于此，我有一些自己的些微建议，即能否改组既有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为国家外汇和投资管理局？对目前具体负责外汇储备管理的机构，适当扩大可投资和经营的资产组合？
理由之一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人民银行法》和《国家外汇管理条例》的框架之内，进行储备投资的班底已成熟可靠，制度维持成本较低；理由之二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从外汇储备到外汇投资的转换无须国债和储备之间的互换安排，减轻了财政负担；理由之三是，外汇投资有了一个牵头管理人，使得外汇储备无论是通过何种渠道运用，未来的国家外汇和投资管理局都必须对过程和结果总负责。
综上所述，外汇储备之于中国，既是改革开放积累下的丰年成果，并且在中期内仍将持续增长；也是未来增长转型、人口老龄化和环境退化之际必须以丰补欠的跨期安排。将国家外汇管理局改组为国家外汇和投资管理局，赋予其在储备管理之外的投资管理职能，是较为可靠和便捷的制度创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