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经济学人

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行不通

文|本刊记者 梁冬梅 日期: 2008-06-06 浏览次数: 1888
 

在挑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同时,蜚声国际学界的斯蒂格利茨就创立了经济学的一门新学科——信息经济学,并因此摘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经济界,斯蒂格利茨甚至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楷模。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能够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化为政府政策。

在学界,他在宏观和微观各个领域建树颇多。他编写的《经济学》,被称为继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在中国,这本书还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畅销书,销量超过10万册。

在政界,他于1992年便进入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后更是升为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而那时,现任的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才刚刚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经济。在此基础上,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遵照新自由主义条款,完全开放本国市场,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斯蒂格利茨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制订的,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秩序,发展中国家不必随发达国家起舞。

敢于直接挑战以亚当·斯密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是基于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研究。据称,在某次国际会议召开的时候,与会经济学家都要在某一栏中填写“擅长领域”,有人竟自信地填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此君便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962年转系成为经济系学生开始,斯蒂格利茨之后的经济学生涯,研究范围涵盖了宏微观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分支:新古典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正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亚当·斯密是错的。

“我的研究表明,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应该让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全球化在东亚取得了成功,但在拉美及其他地方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东亚国家没有实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条款,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工作经历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实证检验的机会。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采取经济政策的时候,实行的对内对外两套标准是不同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IMF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公共社会保障时,对养老系统进行私有化。美国的情况,则是公有和私有并存,而且公有部分占大多数,由此有效避免国内股市的波动,同时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

以实际行动反对华盛顿共识及其所代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成为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同意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

危机也由此埋下。


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
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因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快转化为政府政策,斯蒂格利茨在白宫的5年岁月里如鱼得水。他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银行任期内。

但是,世行岁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进入世行的斯蒂格利茨,想要做的是改变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但控制世界银行的发达国家显然有意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当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世行及IMF政策的时候,结果可想而知。不仅IMF不悦,世行行长也承受了巨大压力颇不高兴。终于,在2000年任期尚未满,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世行施压的情况下,斯蒂格利茨辞职回到了校园。

就在斯蒂格利茨辞去世行副行长的次年,他与信息经济学的倡导者阿克尔洛夫、史宾塞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学会称,斯蒂格利茨的贡献,在于他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如何调整合同形式,从而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典型的例子,是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通过划分不同等级的费率,来区分不同类别的投保人。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到保险市场、期权市场等领域。

回到校园的斯蒂格利茨,继续他对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他更多地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政治进程。

显然,七年的华盛顿岁月对斯蒂格利茨影响甚深。他在自己的自传中称,正是华盛顿生涯,让他后来在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政策对话平台。

这个平台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通过对话对相应的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其中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斯蒂格利茨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赏,认为正是因为市场与政府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
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却似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他相继出了几本书,批判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中包括《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等。斯蒂格利茨为什么会这么做?

追溯斯蒂格利茨的成长背景,答案也许就在其中——从小生活在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小城里,人们会周期性地失业;种族混居的小城里,少数民族明显受到歧视;老师和父母反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而是来自公共服务和思想带来的社会改变。

而早年的大学教育,让斯蒂格利茨从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中获益匪浅。“回答问题很容易,提出问题才是关键。”老师经常让学生问问题,而不是强调学习某些具体的知识。

这种思想到了斯蒂格利茨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的时候,充分显现了它的威力。传统经济学总是有一个完美的模型,比如充分就业。斯蒂格利茨发现,现实情况总不是那么完美,就像小时候经历的经济周期一样,周围一半的人都在失业,这怎么解释呢?

斯蒂格利茨决定花时间来创建模型,创立信息经济学的诺奖大师斯蒂格利茨出现了。




斯蒂格利茨小传

1943年生于美国,1970年担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得克拉克奖;1992年进入白宫,先后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主席;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0年至今,任职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学者眼中的斯蒂格利茨

张五常:斯蒂格利茨与蒙代尔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钱颖一:斯蒂格利茨的中国情结很深,他盛赞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并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辜胜阻:我最佩服的经济学家就是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政府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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