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经过去，但是很多事情依然让人记忆深刻：山钢并购日钢，宝钢并购宁钢，中粮携厚朴收编蒙牛，川航重组鹰联航空，国有煤炭大企业买下山西屡发矿难的小煤窑等等。
这种被一些观点称之为“国进民退”的现象惹来众多议论，大家众说纷纭。不仅如此，国外一些媒体也参与到这场议论之中，2009年9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就我国国内一些领域出现的国有企业收购重组民营企业的现象发表了题为“新一轮国进民退潮”的文章。
“国进民退”问题的讨论，既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民主的进程。从媒体的公开讨论看，围绕“国进民退”的讨论既有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又有深切地担忧和焦虑，同时也有不少指责和批判。
有观点提出，“国进民退”不可避免会带来垄断，最容易导致的后果就是权钱交易。还有观点提出，当前的“国进民退”与正在依靠民营资本继续刺激中国经济的宏观大局相悖，不利于经济复苏。更有观点提出，“国进民退”是对改革的倒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显然，当前国内的“国进民退”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如何分析和看待一些领域和行业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民营企业的案例这一层面。
一时间，“国进民退”一词被炒得火爆非常，而在刺激经济过程中，4万亿投资集中于国有企业擅长的基础建设领域，也被认为是国家偏向“国企”这些“亲儿子”，而忽略了“民营”这些“外来户”。而就“国进民退”这一话题还引申出“中小企业融资难”，大企业靠“银行贷款”成为“新地王”等一系列话题。
“国企该不该进，民营要不要退”似乎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英才》记者独家专访了长期致力于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的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探讨“国退民进”之争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经济普查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的结论
近几年来，国有经济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
“国进民退”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内的焦点话题，引起争议，主要是一些领域和行业接连出现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民营企业的案例。能否正确判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能否正确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的典型案例，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看待当前的“国进民退”争论。《英才》：你怎么看“国进民退”？
季晓南：其实，从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看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结论。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2008年，国有企业由17.9万户减少到14.3万户，减少了3.6万户，减幅为20%；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由198.2万户增加到359.6万户，增加了161.4万户，增幅为81.4%。2008年与2004年相比，我国企业资产中，国有企业的资产所占比重下降8.1个百分点，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增加3.3个百分点。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私营企业的户数和资本也保持较快增长。据全国工商局的数据，2008年与2007年相比，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增长9.02%，注册资本增长25.02%，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中的比重由63.25%上升到70.91%。近几年来，国有经济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
中央企业的户数和分布也呈收缩趋势。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由2003年的196家减少到2009年底的129家，减少了67家。目前中央企业82.8%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系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和机械等行业的支柱企业中，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到80%。应该说，近几年来中央企业更多地集中于属于战略性或公益性的领域和行业，中央企业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与中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要求总体上是一致的。
煤炭业“大买小”还是“国买民”？
煤炭属于不可再生的、排他性的重要自然资源，不属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控制力。
《英才》：既然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还有一定程度的“国退民进”，那为什么近来给人们留下非常深的“国有吃掉民营”的印象呢？
季晓南：实际上，这几年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的现象即所谓“国进民退”的现象经常发生，同时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的现象即“民进国退”的现象也大量出现。到目前为止，市（地）县国有企业的90%都进行了改制，并且大多退出了国有经济行列。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64.2%都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业母公司已有20多家实现了整体上市或主营业务资产整体上市。如果按照欧美发达国家关于私有化的概念，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或出售部分股权都被称之为私有化或民营化。
因此，在进行事实判断时，既要看到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大成效，不能因为少数行业出现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特别是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或少数行业在一段时期出现国有经济比重有所提高的现象，就盲目炒作“国进民退”问题，甚至给这种现象扣上改革倒退的帽子；同时也要看到，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总体上还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高国有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这次“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问题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有观点认为，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没有得到完全改变的情况下，某些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或“新国有化”的现象，这与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是相悖的，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取向，是改革的开倒车。正确分析和看待“国进民退”的讨论，必须对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和作用有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英才》：现在很多人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持不同意见，认为国企占有的是垄断资源，是与民争利，对此你怎么看？
季晓南：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学者认为，如果把国有企业视为一个整体，国有企业已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大的生产者，最大的消费者，最大的雇佣者，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和最大的投资者。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要建立国有企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支撑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三是维护经济的稳定和正常运行，四是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
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有四个作用值得重视，一是国有企业是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建设的依靠力量和重要手段，二是国有企业具有创造公共财富和增加政府收入的能力，三是国有企业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四是国有企业体现着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要建立国有企业，是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政府干预经济的需要决定的，是由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决定的。
2008年，山西省政府晋政发(2008)23号文件明确规定，大力支持大型煤炭企业作为主体，兼并重组整合中小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300万吨/年，所属矿井至少有一个规模不低于120万吨/年。山西省最大规模的一次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由此展开。
虽然并购资金来自自有资金，而没能从银行取得贷款，但在民营企业大土河公司的副总经理冯云旺看来，山西省此次强力推行的煤炭资源整合利大于
弊，甚至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我们公司其实早就有兼并重组的打算，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动向，但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推不动，最缺的就是政策。如果政府不在政策上硬性推动，恐怕多少年也推不动(兼并重组)。”
《英才》：大家最近热议，国企通过行政命令收购了民营煤矿，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季晓南：据山西省政府提供的材料，截止2009年底，全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达到98%，企业主体由原来的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体制。从办矿主体来看，真正属于国有企业的占20%，民营企业占30%，股份制企业占50%。
《英才》：按照实际的数字，似乎并不都是国有兼并民营？为什么会给人这种错觉？
季晓南：这次山西煤炭行业的重组整合之所以引起很大争论，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重组整合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大提高，控制力大大增强。据介绍，到2008年整合前，山西煤炭产业结构中，民营煤炭企业的产能占全省产能的60%，而根据规划，整合后到2010年，国有大型煤炭集团控股经营的产量将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因此，有学者和民营企业家认定，山西煤炭行业重组整合的实质是煤矿国有化。
《英才》：你认为国家对煤炭的控制是否有必要？
季晓南：众所周知，能源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和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能源安全和节能减排问题日显重要，而煤炭占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0%，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在可替代能源没有普遍应用之前，煤炭的有效供给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安全，显然，煤炭属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家需要保持必要的控制力。
《英才》：你如何评价山西的煤炭重组整合？
季晓南：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大量小煤矿的存在和经营，在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煤炭的同时，也确实带来煤炭乱开乱采、生态环境破坏、矿难事故不断等问题，而且几乎成为难以根治的痼疾，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病。通过重组整合，山西煤炭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据统计，重组
整合后，山西全省煤矿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40%，死亡人数下降了32%。不容否认，山西煤炭通过重组整合，提高了产业集中度，抑制了无序竞争，安全生产状况得到改善，其成效已经开始显现。
《英才》：对于山西国有大煤矿收购小煤矿，你认为通过行政性手段和市场性手段哪个更好？
季晓南：这次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所以会引起激烈争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如何看待政府在行业整合和企业重组过程中的作用。持批评态度的观点认为，这次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采取的是非市场化的做法，属于政府主导的行政干预，使小煤矿主失去对煤炭资源的议价能力，民营煤矿主的私有产权受到普遍侵害。这一问题实际折射的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客观看待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的发展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模式，就必须充分依靠市场机制去配置资源，同时，为了避免市场自身的弱点，也必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财政、金融和法律等手段，也包括必要的行政措施。夸大行政措施在我国现阶段的作用并过度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忽略行政措施在我国现阶段的作用甚至不承认行政手段对宏观调控的作用，也是脱离实际的。
钢铁业“弱并强”还是“强强联手”？
我国一些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而产业集中度又太低，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
山钢并购日钢后，其营业收入将达1676.92亿元，位居中国钢铁行业第二名，仅次于宝钢。但这次并购却被业界看作是“小鱼吃大鱼”的怪戏。理由是从业绩上来看，2009年上半年，日照钢铁实现净利润约18亿元，而山钢旗下最主要的子公司济钢和莱钢同期共亏损12.85亿元。2009年下半年，山钢的盈利目标仅为5亿元。对于上述评价，一位中钢协人士的解释是，山钢是否应该重组日钢，并不能简单以经营业绩来判断。这是执行国家钢铁产业政策的必然结果，重组目的在于加快日照精品钢基地的建设。
《英才》：对于此次钢铁业重组，有很深的产业背景，也有政府的指导参与，你认为钢铁重组不能依靠完全市场化手段操作吗？
季晓南：规模经济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和途径。从产业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不少产业的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部分产业的集中度不高，有学者将此评价为“大行业，小企业”。以钢铁行业为例，2009年底，全国钢铁企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只有28.5%,钢铁企业的粗钢生产量平均不足100万吨。
近年来，我国一些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而产业集中度又太低，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秩序混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益下降等问题屡禁不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英才》：但是有的人认为，即使为了尽快实现产业重组，也应该通过市场化，而不能“拉郎配”。
季晓南：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加剧，为了尽快做大做强本地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政府主导的企业合并重组，这中间既有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合并重组，也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并重组。应该说，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企业合并重组，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不能全盘否定。
当然，如何在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并购重组中，更好地运用和把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同时，在行业整合和企业重组中也要注意更好地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和保护私有产权。
需要指出的是，各级国资委作为同级政府授权专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全局出发对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加以组织、协调和管理，是其份内的事，不应把国资委主导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
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政府部门的“拉郎配”混为一谈。
《英才》：对于山钢重组日钢最大的争议在于日钢效益要好于山钢，是以弱并强，似乎不符合市场规律。
季晓南：山东钢铁公司重组日照钢铁公司之所以引起争议，除政府主导的企业重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印钞厂”之称的日钢被一度亏损的山钢重组，这与人们过去经常见到的国有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而被民营企业收购的做法完全不同，故而有“国进民退”的议论。
从山东省政府提供的材料看，看待山钢与日钢的重组应把握这样几点：一是这次重组是在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重组整合尽快提高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做大做强一批钢铁企业是解决钢铁行业困境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是这是山东钢铁行业进行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国家不批准钢铁新项目的情况下，山东要在日照建年产2000万吨的钢铁精品基地，必须对省内钢铁企业进行重组，山钢与日钢的重组，不仅解决了日钢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使山东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以腾出产能建设沿海精品钢基地成为可能。
三是日钢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且具有区位优良、产品对路、机制灵活、综合利用等后发优势，但环保、土地等项目还有待获得到国家核准。
四方是山钢2009上半年亏损属于阶段性亏损，主要原因是消化高价协议矿石的结果，随着高价矿石供应合同的到期，2009年6-8月山钢已经实现利润21.55亿元。
客观分析，由于日照钢铁集团具有地理位置优越、经营机制灵活、综合利用较好、社会负担较轻等优势，加上产品更适应目前的钢铁需求，经济效益确实要好于山东钢铁。从山钢重组日钢也可以看出，对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如何把握好宏观调控与企业效益的关系，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
当前，“国进民退”的讨论还在继续之中，其中还涉及不少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问题，更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国进民退”涉及到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将会有新的认识，“国进民退”的问题将不再成为热门话题，最终将会淡出人们的视野。
季晓南:
季晓南，1983-1986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攻读产业经济博士学位，2004年被聘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基础产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曾任国家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原国家经贸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和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室主任。2004年11月至今入职国资委监事会，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