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
谢太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赵全厚 财政部科研所金融室主任
杨志勇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
中国的地方债会演变成一场危机吗？
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了。为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开展了近年来最大一轮的融资，除财政部代为地方政府发行的2000亿地方债券以及地方投资公司发行的债券外，各地的投融资平台也展开了一轮疯狂“敛贷”。
“运动式”融资的风险在2010年初开始显露。上年末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有8000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其中项目贷款余额近5万亿元，约相当于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8倍。以上仅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不包括地方债券和企业债券，总体的地方政府债务量到如今还无法确切统计。
在特殊的市场形态下，中国预防债务危机的胜算有多大？面对巨额的偿付压力，作为第一大债务人的地方政府在未来可能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这些措施又会产生哪些影响？而对最后一个问题的探究，对于处在复苏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或许更具有现实意义。
地方财政如何还债？
《英才》：从去年以来，为应对危机，提振经济，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券，各级地方政府还通过政府设立的开发公司、投资公司等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包括向银行贷款、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杨志勇：应该说地方这些债务，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只不过是危机之后规模扩大了。现在有几种口径，比较权威的数字大概是5万亿，这说的只是企业债券，其他的根本没法统计。
谢太峰：目前财政赤字没有包括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的融资和地方政府所属公司发的债，如果要包括，这一总量就占到GDP的3%了，就已经接近国际警戒线了。这意味着地方财政怎么去归还这些债务将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英才》：目前欧洲一些国家正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是否也会面临相似的债务危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在哪里？
杨志勇：中国的特殊性就是政府主导，这和国外不太一样，比如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加州政府因为税收下降，为应对危机出租办公室，卖巡逻车、巡逻直升飞机等等，而中国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照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政府肯定是有能力负担这些债务，但偿还债务不是用财政收入数据做判断的，如果用这个数据做判断，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都特别重，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债务。还有重要一点是，政府还债不仅仅可以通过每年的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变卖资产，比如国有土地，国有资源，还有国有企业，这些都可以成为还债的资金来源，所以中国的数字和国外的数字不好比。
谢太峰：中国政府债务即使比较多，也不会出现欧盟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因为，我们债务占整个GDP的比重不像他们都超过了10%，我们相对比较小。另外，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比西方国家强得多，很明显的是银行坏账问题，以前的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都超过25%，这要放在西方国家，早就应该破产了，但我们的银行就不存在破产的问题，因为有政府信用在做担保。
转变土地财政模式
《英才》：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会不会引发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赵全厚：风险已经存在了，如果不再进一步遏制，恐怕引发的是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旦紧缩银根，资金回流不畅，就可能导致地方财政危机。
《英才》：我们看到目前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都拿土地做抵押，而最近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对房地产调控的措施不断出台，如果地产价格下跌是否会恶化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
杨志勇：这是肯定的，因为地方的融资平台，有的是给现金，有的是通过政府划地借钱，如果房地产价格下滑，势必会带来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碰到的最难的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和房地产捆绑在一起。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要考虑怎样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转变土地财政模式。但现在是地方没办法脱离土地财政，其他国家也都是土地财政，只不过中国是卖地，其他国家是收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而已。
谢太峰：我们大部分是土地财政，目前地产泡沫很大，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必然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抵押品的价值。
《英才》：从今年开始，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刺激政策有可能逐渐退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可能会有一些调整，这会对地方债务的偿还带来哪些影响？
谢太峰：今年不排除有加息的可能，这会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
赵全厚：从目前看来，地方政府短期内融资过大，去年一年的融资比前十多年的融资规模还大，这样有可能会造成问题。但是紧缩政策造成银行还贷不利，应该是三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常常在三年以上，有的甚至5-10年。
地方财政困难怎样解决？
《英才》：在负担了大量债务后，未来地方政府势必要提高偿付能力，扩大收入来源，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
杨志勇：通过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现在大家都在谈国进民退，这很契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谢太峰：如果是地方政府直接借的债，地方政府当然通过财政收入来偿还，如果不去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光靠房土地财政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不是政府直接发的债，比如是向银行借的款，除了抵押外，就得以地方的财政收入来保证，归根到底还是要增加财政的收入。一些以企业的名义发的债，没有效益肯定是还不了的，有可能最后出现的还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银行来买单，过去一些有问题的信用社、证券公司的倒闭，都是中央银行来解决的。
赵全厚：如果土地价格下降，就可能让地方政府改变规划去圈大量的土地，这就有可能破坏耕地保护制度，会影响18亿万亩耕地红线，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从长期来看，这方面问题更大。谢太峰：“中国政府债务即使比较多，也不会出现欧盟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赵全厚：“如果今年政策紧缩会对流量或者政府新开通项目带来抑制，从还债角度来看，大概在2—3年以后才会出现财政困境的问题。”杨志勇：“通过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现在大家都在谈国进民退，这很契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顺便可以把一些问题解决掉。”盲目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给未来地方财政带来负担，偿债会通过卖地等还是可以度过的，不是说政策一紧，地方财政和金融风险就会上升，目前还不到这个阶段。未来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要不就是银行不良资产增多，要不就是调整地方财政收入制度。今年如果继续这样，3—5年后就会造成地方财政困难，好多涉及民生的改革就会延迟，比如医疗、养老、教育的财政支持会停滞下来，减缓改革的进程，因为地方政府得把钱挤出来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