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先行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两个月下降，“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从4月开始几乎一泻而下，加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外围不确定性因素的集聚，前期对中国经济乐观气氛渐渐驱散，关于世界经济或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不胫而走。
7月初，温总理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也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如若经济增长速度真的出现下调，中国政府需不需要进一步推出经济刺激政策？
国际上，美国是经济再刺激的积极推动者，而欧洲主要经济体则倾向于收缩财政政策，中国的政策选择显然也要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样的病症，不同的病理，显然需要不同的药方。如若病急乱投医，见到经济增速下行就草率动用经济再刺激政策，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如若经济基本面真的出现了问题，而政府宏观政策却又迟迟按兵不动，其隐患更是不可不防。
带着以上疑问与忧虑，《英才》记者特别专访到了4位学者，为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把脉开方。
陈东琪谨防加速下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内政策紧缩及基数效应叠加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短周期（季度、月度）下降途中运行。先是政策导向指标下降，去年三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速呈现持续减速趋势，广义货币M2逐季、逐月减速，其中6月已经降到18.5％，比5月大幅度下降5.3个百分点,月度减幅历史上罕见。接着是生产过程的先行指标减速，今年前6个月，社会用电量增速逐月下降，采购经理人指数(PMI)5、6月每月大幅下降1.8个百分点。然后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性指标下降，工业增长从年初的20%下降到6月的15％左右。最后是经济总量指标GDP增速放缓，从一季度的11.9％下降到二季度的10.3％，单季下降1.6个百分点在历史上也不多见，这个下降惯性估计将持续到明年一季度。
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让经济出现短周期减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在今年一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势必使经济增长很快达到周期顶峰，诱发高通货膨胀和高资产价格泡沫。所以，去年下半年到目前采取紧缩金融和房地产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紧缩不能过度，就像放松不能过度一样。从投资、工业已经连续几个月快速下降，GDP已经出现季度显著减速，以及CPI已经在5、6月见顶回落的趋势看，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紧缩政策进行微调，改变宏观措施操作过紧的做法，使货币、信贷的月度投放偏松一些。如果政策措施一紧再紧，经济会进一步加速下滑，出现“二次探底”程度深化，“小周期”演变为“大周期”的后果。如果政策在短期内适当放松，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后果，可以使经济中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不会因为短期调整而中断。
从长期看，我国经济从改革以来进入到以创新为特征的、时间约为50年左右的“熊彼特长波”，目前已经走过了30年，这轮长波还要走10－20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目前还没有完全衰减。第一，长波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城市化，目前的水平还不高，去年的城市化率还只有46%略多，我预计只有当中国城市化到达60%左右之后，经济增长的长波才会出现明显放缓。首先，伴随城市人口的增加，内需会得到大大扩张，一般来说，一个市民的人均消费相当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其次，城市化会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需求；其三，未来城市圈建设会进一步拉动诸如高铁、机场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第二，长波增大的另一个主动力，即工业化，目前从总体上看还处在中期，工业化从“传统”到“新型”也会加快投资。第三，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不断积累，这会加快促进技术进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获得“新增长”。
从中期看，前30年，刚好走过了3个中波（每10年一次的中周期）。第1个中波涵盖1980—1989年，第2个中波涵盖1990—1999年，第3个中波涵盖2000—2009年。2010年开始第4个中波。前3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第4波经济的平均增速可能放慢,但估计仍会达到9%左右，因为前面所提到的“增长因素”都将发挥作用。
在前3个中波中，与接近10％的GDP年均增速相匹配的是，CPI年均上涨5.6％,其中第1、2波中CPI年均上涨率接近8％，而第3波中CPI年均上涨率不足2％，预计第4波中CPI年均上涨率可控制在3%－5％之间，仍是一个与“高增长”匹配的“低通胀”组合。支持这个判断的基本依据是：其一，信息化提高经济效率，长期有效供给增加；其二，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依赖度逐渐提高，对资源依赖度逐渐下降，这种新经济增长不会像以往的经济模式那样推动投资品价格过快上涨；其三，消费结构升级，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城乡家庭对食品的依赖度降低，使得由食品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变小，等等。因此，我不是很担心长期高通货膨胀，未来中国不会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高通货膨胀。
但从短期看，我国通货膨胀的风险不容忽视。尽管今年6月的CPI上涨率比5月有所减速，而且我预计这个减速趋势会延续几个月，但明年中以后的短期通货膨胀风险会逐渐增大。今年一季度前后，人们看到的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化情况，明年下半年以后人们将看到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并持续攀升的情景。关键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需求和成本共同推动，另一个是粮食进入周期性减产期。怎么办呢？我建议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保持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另一件事情是稳定货币信贷投放速度。
“十二五”期间，经济处在第4中波上升期，这个时期都应当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上一轮经济上升期，即从2002—2007年，虽然财政政策经历了从“积极”到“稳健”的变化，但货币政策始终是“稳健”的，其中有几年实行的财政货币“双稳健”的政策。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一旦接近尾声，经济政策就应当逐步回到稳健状态。明年及以后几年，经济结束小周期下降再次回到中波上升期，通货膨胀再次攀升，继续采取在危机中使用的“积极财政＋适当宽松货币”组合，就不合时宜了。
吴晓求 经济没达到恐怖地步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一季度11.9%下滑至二季度10.3%左右，并且接下来两个季度的增长率可能还会更低一些，这主要与基数有关系。2009年一季度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随后的三个季度里经济反弹力度逐季增强，从而造成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显得很高，而接下来的季度增长率会有所下调，但这是统计方法上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下滑。
2010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9%-10%左右，这是非常正常而且非常快的，现在的问题是，2011年经济增长是否会继续下滑？如果从环比来看似乎会下降，但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出了很大题。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问题看得非常严重，很悲观。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原来在一个外延式扩张的通道中增长比较简单，而现在要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完成结构转型，这就相当于要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一个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因而看起来就会复杂一些、风险大些，实际上，中国经济没有达到那么恐怖的地步。
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是过度依靠投资拉起来的，但在这个特殊之年里也只能这么做。而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则过度地依赖出口。经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洗涤之后，单纯依靠外需（出口）或者主要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近无可持续的地步，这两种增长模式的缺陷日益表现出来，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慢慢过渡到一个依靠外需、投资、消费相对均衡拉动的增长模式。
“4万亿”投资这两年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在2010年之后，中国依旧存在大规模基础设施的需求，那么投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也便依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只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其比重会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刺激政策的“4万亿”投资是用完了，但未来还有其它的“4万亿”投资。
下半年出口也不会放缓，只是增长率没那么快。欧洲的债务危机使得中国外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了，它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也正是我们面临的新一轮考验。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投资并没有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没那么快、规模没那么大而已，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会出现明显的增长。现在把提高收入水平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调整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结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当前的政府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来说较为缓慢。这就需要通过适当的税收政策来予以调整。目前看来，适当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收入分配政策没做调整，社会成员的收入比重没得到有效的提升，企业的利润包括民营企业的利润也没有很大的增加，这影响到中国社会资本的成长。
中国近年来的税负压力在不断增大，经济增长的税负成本不断增加，我们能看到政府增加税种和税率，除了农业税却很少有税种取消，也没有看到主动降低哪个税赋。经济运行中的税负水平不断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
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CPI从现在看是3%—4%，基本上是一个恰当的水平。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胀。最浅显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体系里供给的市场化能力很强。只要价格有利可图的，实际上需要的供给就都会被生产出来，从而抑制价格的过快增长。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还是相对稳健的，它并不是完全采取一个数量宽松型的货币政策，2009年有这个苗头，信用扩张非常快，但它还没有达到一个无法控制的地步，即我们通货膨胀的源头还是控制住的。
第三，就文化层面上而言，中国人很勤奋，有利可图的事，他都会去做。
曹红辉 四季度经济增长率最低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
当前全球经济已恢复至2003-2004年的增长水平，但各国经济的复苏程度又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出现了较大的财政负债压力，特别是欧元区正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之中，新的风险也因此迅速集聚。
欧债危机已致使欧元兑人民币汇率贬值在20%以上，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如欧元区消费信心指数和SENTIX欧洲投资者信心指数今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然而欧洲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速已迅速回升至危机前水平，但下半年的出口增速可能会下滑并低于十年平均值25%的水平。
加上国家政策主动调整（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控制银行信贷、控制新开工项目等）所产生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出现了减缓迹象，我们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会一直持续至年底。有人因此而担忧中国经济会陷入“二次探底”。
“二次探底”的概率不大，根据我们的预测，今年四季度会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个季度，但2011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便将会再次提升，因此，接下来的半年为结构调整的开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通胀方面，受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要素价格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实际通胀水平可能高于统计局发布的CPI数据，但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进口成本降低等因素的影响，CPI预计会从8月起逐步回落。但长期来看，通胀压力仍然存在。
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正是抓住机遇，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虽然除了CPI外，其它加息条件暂不具备，但我们认为，年底前非对称加息仍然是有必要的，如存款利率的提高幅度高于贷款利率、房地产贷款利率高于企业贷款利率，以此压缩房地产的收益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2005年开始，我国民间投资的增速便开始持续下降，而国有投资的增速则相应地持续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财政刺激政策的推出更是促使了国有投资的增速首次超过了民间投资，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从去年底开始，国有投资开始减速，而民间投资增速略微加快，并超过了国有投资的增速。
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率为25%，较上年的30.5%会有所回落。各地承诺的保障性住房最迟会在7月底前动工，可部分抵消商品房投资增速放慢的不利影响。
上半年的房价涨幅和涨速均有所放缓，房价调整可能提前至三季度到来。有人担忧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调控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很大，但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在城镇化上。而且只有通过降低房价、提高按揭贷款利率、征收房产税、进而降低房地产行业收益率，才能真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城镇化将能继续保持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同时降低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此外，城镇化的推进能够真正有效地扩大内需，降低外需依存度。以城镇化对耐用消费品的拉动为例，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洗衣机的购买量会增加210.3万台、电冰箱293万台、空调417.8万台。目前我国突出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劳动工资水平差异也为区域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并为扩大产业层级提供了可能。
在政策上，我们建议：一是在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建设地铁网络；二是每年增加投入500亿元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用10-20年时间培养1000-2000万高级技术工人，支持产业升级；三是推进税制改革，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加快与收入分配改革相关的房产税、遗产税、馈赠税开展进程。
贺力平 经济回落不是坏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肯定不如以前那么乐观了，但我认为世界经济也不一定会因此陷入“二次探底”。
首先，东欧经济显著地好于人们的预料，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在欧洲地区的扩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由于东欧外资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80%，一旦这些银行出现收缩、撤资，当地的信贷活动就会枯竭，经济就会完蛋，但这种预期没有发生。
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美国失业率上升的势头被止住了，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在下降，表明美国经济的确是在复苏了，因为失业率是一个很滞后的指标。
中国经济的状况则要更好一些，尽管中国下半年经济很可能没有上半年表现的那么强劲。一季度11.9%的增长率应该是偏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这个水平上有所回落，不是坏事，更不能说经济就要探底了。我认为中国经济合理的增长率应该在9%左右，因此11.9%是显著的高于其潜在增长率的。探底是衰退的含义，而中国经济远远不是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
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效应最强烈的时期是2009年，今年政府投资没有在“4万亿”基础上进一步加码，经济增长速度随着“4万亿”后序效应的减弱而下调是正常的。
贸易的增长现在已经显著的复苏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需要为这种投资增速的下降特别做什么事情，如果要做，就等于要把当前的投资和GDP增长率人为地维持在一个超高的增长率水平上，而这样做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媒体都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让经济体系进入到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上去。所谓可持续增长，就是要让市场性的因素来决定投资、消费，而不是依靠政府直接去开展投资。
政府采取的政策手段应该是间接性的，比如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这些手段来调节。政府只有在宏观经济处于特别不正常的情况下（比如2008年底2009年初），才可以以应急的方式暂时性地开展直接投资。所以谈论刺激计划退出是有道理的，不能让刺激计划长久化，否则我们又走上一条政府主导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上去了。
针对今年一季度经济的快速上升，以及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央行货币政策已经偏向数量上从紧的政策姿态。最近一个月，央行数量上从紧的程度放松了，央票的发行力度有所降低。
虽然经济增长率会有所放缓，但CPI可能还要继续上升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下降主要是因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引起的，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对CPI变动的影响就要弱一些，因为CPI实际上只反映经济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价格水平，它只反映了与个人消费密切相关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而这些价格受食品、燃油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农产品价格对比去年同期上升的情况下，CPI在未来几个月继续走高是非常有可能的。
CPI在上升的趋势中也会有波动，比如出现单个月的回落。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能很肯定的断定CPI什么时候能够回落，它跟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关系密切。我们现在的利率政策是保持基本不动的，CPI出现上升势头以后，势头本身会持续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经济高通胀的威胁还是比较小的，因为CPI对利率水平是比较敏感的。一旦利率提高，物价水平的上升势头便会弱化，而3-6个月后则会出现转变。我认为央行在CPI到达3.5%-4%这个区间时就必须加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