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决定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在此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维持在了6.82—6.84元的窄幅区间内，美国国会则在3月就叫嚣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央行宣布这一条消息的背景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当月26日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G20峰会，此前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抵制在G20峰会上讨论与人民币汇率相关的问题。
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中国金融机构5月新增外汇占款仅1316亿元人民币，环比下滑54%，远低于当月外贸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和（约为1882亿元人民币），这显示中国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现象。
此时重启汇改或许正是最好的时机。实际上，今年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提出了重启人民币汇改的必要性，本刊5期杂志《低汇率后果严重》一文也阐述过重启人民币汇改之于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在“最不确定”的2010年，汇改重启也成为了人们观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倾向的风向标。有人将此解读为政府在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也有人则认为，汇改重启表示政府或正在放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这种政策转向将导致经济出现下滑。
为国际化铺路？
在宣布汇改重启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东荣在哈尔滨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试点地区将扩大到20个省市，并将试点所涉及的境外地域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再之前的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中央银行签署了金额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人民银行第一次与欧洲国家央行签署此种协议。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白俄罗斯和阿根廷签署了总额超过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整个6月，连续出台便于在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的举措，很容易让人们将人民币汇改重启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合在一起。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更是乐观地表示，经过10—15年的运营，我们应该能够期待人民币可以逐步成为一个和日元、美元、英镑、欧元相抗衡的国际货币。但一位前政府经济智囊告诉《英才》记者，人民币自由浮动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但人民币国际化可能要花上数十年，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所需时间则更长。
而储备货币则被认为是货币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体现，也只有成为了储备货币，货币发行国才有可能获取“铸币税”。前述人士还告诉《英才》记者，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要比人民币汇改高得多、困难得多。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也告诉《英才》记者，汇改跟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呼应的关系，但彼此之间并非因果关系。人民币汇改重启将带来人民币相对灵活的汇率机制，而由此可获得的最大好处是能够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提供一定的保证，同时也能够促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尽可能地防止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确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思考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金融战略，即中国需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维护自身经济成长中的利益。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马丹对《英才》记者表示，此次汇改最主要的信号是弹性，即人民币汇率既可以升值，也可以贬值，而汇率的波动将增加投机的风险，因而能够抑制住一部分投机。但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是一步一步走。
一位接近政府决策部门的学者告诉《英才》记者，“货币国际化是自然的过程，而不要人为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要有政府干预的因素，人为操纵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让人想到了今年3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苏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表示的，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本思路，不是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而是减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必要的障碍，也就是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一个市场化的选择。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则认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汇改重启会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所促进，但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是一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过程。
宏观政策转向？
虽然汇率政策一般并不被认为是宏观调控手段，但值此经济运行正步入十字路口的敏感期，汇改重启极容易给市场带来政府将着手“微调”宏观经济政策的印象。
“在危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稳定住货币，看一个国家的反危机政策成功与否就看它的货币能不能稳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对《英才》记者说道，“危机中，美国也不敢贬值，美元如果贬值下去，美国也不敢搞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币值稳定，刺激政策才敢做，欧元不稳定，所以欧洲现在就不敢再刺激经济了。”
危机发生后，从2008年7月至此次汇改重启，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但对其它货币又升值了10%左右。对此，郑超愚表示，与2005年汇改时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同，此次汇改重启，很难再说人民币存在低估，但基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欧美，人民币每年会有3%-5%的小幅升值。
中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了11.9%的增幅，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5月达到了3.1%，高于2.25%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有人开始担忧经济过热。李稻葵表示，央行重启汇改意味着中国政府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将从保增长改变为调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汇率政策从“危机模式”转向“后危机模式”之后，是否也意味着用于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调整甚至退出？
从最近一些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并没有前期看起来的那么乐观。中国统计局发布的6月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10，继5月后出现了第二个月的下滑。作为先行指标的采购经理指数连续下滑，意味着接下来的经济增速将放缓。
“全世界经济萧条得不行，中国能通货膨胀？”郑超愚认为，美国去年第四季度5.9%的反弹也是很厉害的，但美国政府依旧承认经济需要进一步刺激，因为失业率还很高、潜在生产能力利用程度不足。更重要的也许是美国从那次大萧条中得到了教训。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Christina Romer）曾说，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之所以会出现“二次探底”，很大原因就在于联邦政府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时便停止了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支持，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在赤字的压力下紧缩财政，最终造成地方政府支出的下降，导致了经济“二次探底”。
“中国经济只是在恢复中，还没有恢复。人民币升值对总需求来说是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抵消性的，政府应该考虑在人民币升值带来紧缩的同时更注重宽松。”郑超愚认为，“如果中央政府不给予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或者债务支持，非得要逼得他们收支平衡，把他们债务融资的渠道取消掉，最后就是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