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不可持续，已是不争的结论。如何提升消费比重，这是整个经济学界长期讨论的课题。
然而，“调结构”意味着需快速将消费占比提升至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吗？在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看来，这是一种误解。现阶段应该更多考虑消费与投资的均衡发展，关键还要注重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最终取决于改革。如果改革到位，未来中国仍将保持可观的持续增长速度。
潜在增长率升还是降
《英才》：你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朱海斌：根据我们的估算，2012年中国全年GDP增长速度是7.6%。中国经济下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主要是楼市调控。楼市调控从2009年开始，2010年效果并不是很明显，2011年加重楼市调控以后，效果开始慢慢显现。
2012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降非常快，相关行业包括水泥、钢筋等都受到很大影响。三季度以后，由于政策放松，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明显的好转。房地产交易、房价数据，都出现一些拐点。这对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的复苏，起到了强大的支持。
《英才》：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潜在的增长率在下滑。你持什么观点？
朱海斌：我觉得潜在增长率在今后几年都是8%左右。潜在增长率下降，关键的因素是结构性的。第一，中国出口市场的潜力在下降。外贸盘子大幅扩大，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全球的贸易总额达到12%左右但是全球的总需求在下降。第二，中国在中低端产业的竞争力实际是下降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上升，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过程。第三，从全球的最终需求来说，至少在5年之内，我觉得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很难走出衰退，最终需求还是比较疲弱。
整体来说，外需方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起色，内部消费肯定是比较稳定的，投资方面最终应该和消费各占50%的比例，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主要的依据。当然跟以往相比，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肯定是下行的。
潜在增长率肯定是变动的，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总趋势也未必一定会下降，这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如果做得好，可能先下降但又会上升，这是有可能的。
公共投资占比太大
《英才》：调结构一度被提为2012年的主要目标。你认为调结构的重点是什么？
朱海斌：调结构毫无疑问是重点，但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提法并不是很妥。官方的提法，从出口外贸为主改为内需为主，这个其实已经实现了。
还有一个提法就是，内需为主，要形成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觉得这个提法有点儿矫枉过正。我认为，应该强调消费跟投资并重。
过去几年，经济上失衡的问题，在于投资比重占得过高，严重失衡。但我们是不是应调整为消费占比到70%的水平而投资占比30%？我觉得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是太过的。
中国仍然需要投资。中国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5000美元，人均投资总量、人均存量还是偏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推算，中国现在的人均投资存量相当于美国、日本的12%左右，这个起点还是很低的。
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我认为有两个最大的驱动力，一个来自于城镇化，另一个来自于产业升级、产业创新。这两个因素是中国实现中期可持续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要实现城镇化跟产业创新，都有很强的投资需求。从这方面讲，投资不会像有些人说的，中国现在投资已经过剩了，投资在未来几年要大幅削弱。这个情况如果发生，中国可能会硬着陆。
中国更需要的是，投资跟消费之间更加平衡地协调发展。单纯强调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个人觉得是过头了。反过来我们看周围的国家，找不到一个国家光是靠国内的消费需求推动，就能够维持一个很稳定长期性的增长。
比如美国，2008年经济危机，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消费过度。包括其他国家:巴西、泰国、东南亚，1997—1998年，问题也是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过度地提前消费。所以，消费跟投资的平衡发展，是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点。
《英才》：单就投资来说，涉及到公共部门跟私人部门的比例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朱海斌：第一，更加准确的提法应该是，要更加注重投资的效率，这是关键。第二，是不是一说投资，指的就是公共投资，就是政府投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重新思考。国际上公共投资效率普遍是比较低的，而在中国，考虑到一些腐败、寻租行为，效率会更低。这也是为什么前两年投资过度发展之后，造成了种种经济失衡现象的原因。这实际上跟公共投资占比重太大有关系。
政府其实也面临一个挑战。地方政府主导了很多投资项目，但地方政府没钱。地方政府现在为了投资，只能再去通过城投债、信托去融资，融资能力上存在很大问题。
如果换个思路，通过私人部门去投资，问题就容易了。开放民间资本，当然会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更多的应该是提供社会服务，改善投资环境，其中也包括改变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我认为这是经济调整里重要的一环。
《英才》：消费的比例怎么才能提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朱海斌：要提高消费，首先就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占GPD的比重，在过去10—15年，大部分时间是下滑的。
第二，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消费低迷另外一个原因跟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有关系，这涉及到一次分配跟二次分配。
第三，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几方面措施配合起来，对于恢复消费在GDP中应该有的比重，是没有错的。但是从效果来看不会立竿见影，这将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图|本刊记者 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