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剑桥大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王志浩这样的求学经历足够让人艳羡。虽然对于这个西装革履、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早有耳闻，但他中文的流利和地道，仍然令人惊讶。
从台湾到香港再到大陆，在中国的年头已经不短，但他自谦中文还得努力学习。融洽的交流中，你会不时惊叹他纯熟的中文表达能力，即便是不常见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他也能信手拈来，并且很少有语法错误。似乎只有夸张的手势和丰富的面部表情，才能让你意识到，他是一个眼眶深邃鼻梁挺直的正宗老外。
由于经常来往于中国各地，王志浩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作为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坚信自己的调查数据，即使与政府部门的公开数据相差甚远，又或者自己的研究报告被业界学者质疑。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就是没有改革，而价格层面的利率、汇率改革，则是他最关心的改革议题。
GDP高估了？
《英才》：你认为2012年GDP增速只有5.5%—6%，和官方公布的7.8%差距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你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王志浩：可以用很多指标来重新估算，比如说发电量或者运货量的增长，也可以看汽车销售量，还有税收，这些指标的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还可以调查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去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是6.5%，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不能支撑GDP达到那么高的增长速度。这些数据可以证明GDP是高估了。
统计局数据库是比我们大得多，但我认为7.8%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所以公开讨论要好一些。但问题是政府GDP的目标必须完成，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建议还是不用GDP的指标作为政绩考核指标。
最近10、20年的数据都出现了这种情况，GDP过热的时候统计局故意低估GDP，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时候GDP是高估了。在经济过热或者过冷的时候，GDP会变成一个不可靠的东西，去年就类似这种情况。
《英才》：你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形势怎么判断？
王志浩：从趋势上讲，2012年一至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第四季度有一些反弹。2013年我预计GDP增速能达到8.3%。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制造业的库存周期基本结束。很多国内的机械公司有很大的库存，到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降低库存的情况，其他制造业也开始改善，很多企业的库存降低之后开始增加生产，第三季度大部分的制造企业开始提高生产规模。
第二，房地产市场明显反弹，而且这个反弹是可持续的、全国性的，一、二线城市库存量很小，但是三、四线城市库存量很大。全国房地产市场会在今年二季度恢复到正增长的状态，而房地产对GDP有很大的影响。
《英才》：有学者认为中国消费率是被低估的，官方数据是48%，有学者认为有可能到60%左右。你对消费率有些新的研究吗？
王志浩：我同意这个观点。有一些消费类的数据，统计局做调查的时候可能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消费可能是低估了，但问题是低估了多少也说不好。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消费增长大概9%—10%，是很快的，比其他经济体要快得多。我反对中国过高的投资占比，但是也不能太过夸大投资的问题，也就是不要过度夸大国内经济的失衡。
官方数据是投资在GDP中占比48%—49%，其他亚洲新兴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他们的投资率最高的时候不超过40%，所以说中国的投资率可能不是48%，可能是44%、42%，已经高于其他的亚洲国家，但真实的数据应该不会那么夸张，48%是很意外的。
《英才》：你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风险是哪些？
王志浩：没有改革。首先，房地产对GDP的拖累不用担心，我认为房地产基本回暖，现在可以在一些一线城市实行限购令，以及二手房的限制。其次，大家关心的地方投资平台的问题，可能到明、后年会得到根本性解决。
《英才》：那你认为改革最关键的是哪几个方面？
王志浩：央行对利率和汇率已经做了很多，但是还不够，还有空间。我认为价格是很重要的，利率和汇率是两种非常重要的价格，继续让这些价格达到一个均衡点，这非常重要。其他包括土地价格、电价，还有污染需要付出的价格成本、资源价格，都要调整，可以通过价格来影响市场行为。
另外一块是土地。我比较赞成最近热议的观念，就是允许集体组织建房，比如小产权房。现在的模式就是征地盖房，这个模型是不可持续的。应该在大城市的周围允许农民自己盖房，这样农民可以拿到一些收入。
赞成房产税
《英才》：你认为应该允许农民的土地流转？
王志浩：这是另外一个观点，农民可以让他们的耕地流转，收到一些租金。比如说在北京的北郊有很多村子，他们已经盖了小产权房，很多农民工可以租一套房子。虽然设备不是很漂亮，但没关系，这是比较便宜的房子。
现在的模式是把所有的房子拆掉，然后盖新房子，比如保障房。但保障房的第一个问题是只给有户口的，没户口拿不到保障房。第二个问题是农民工没有房子，需要继续往北走，再住那些村子的小房，征地的时候一些农民有一些补贴，但是补贴不够。我认为政府要提供更多的便宜房子，同时保证农民收入，应该考虑改变现有的土地政策，允许他们自己盖房。而且我认为房地产税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税种。
《英才》：你赞成房产税？
王志浩：赞成。但是我也同情，很多居民的税负已经很高了。
要注意的是房产税不是调控工具，绝对不能用税来调控房地产价格。现在地方市政府非常依赖土地财政，征地冲动很强，地方政府没有收入会妨碍其搞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地方政府征地的动力一直存在，所以房地产肯定需要一个高的价格。
但是如果给地方政府一个比较可靠的税，每年所有的居民赋税，这样其征地的动力、保持很高的房地产价格的动力就消失了。所以，房产税的关键作用是，让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改变土地财政的情况。
《英才》：有些人认为现在的招拍挂过程当中已经在土地环节征税了，如果再征房产税不是重复征税吗？
王志浩：不是这样的，西方都有房产税。我在伦敦租房也付房租，也要付房产税，应该说住在一个城市，享受所有的设备、治安、城市生活的优惠，就应该赋税。
《英才》：但中国的土地不是私人所有。
王志浩：英国也是，有一些土地私有，但有一些土地不是。这个问题不要太复杂化。
《英才》：很多人认为房产税对房价有影响。
王志浩：要调控房价，是要在交易的时候提高交易成本。比如说在香港，交易税设定为4%—8%，交易税提高了,会影响房产的交易行为。房产税应该作为地方政府一个可靠的收入，要不然政府的征地冲动一直很强。
《英才》：你对于北京以及很多地方实行的限购令怎么看？你是否赞成这种调控手段？
王志浩：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讲，限购令应该被反对，这代表政府干涉市场经济。但是在香港、奥地利，政府部门也会出台行政性的政策来干预房地产市场。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或者房地产泡沫是非常危险的，这会带来很大麻烦，需要考虑怎么去防止它。
中国已经开始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利率。以前利率很低，买房是很重要的投资渠道，现在有理财产品等投资品，利率就提高了。第二是汇率，之前有很多从香港、台湾的热钱涌入中国投资房产，因为汇率是低的，他们不愿意到国外去投资，现在汇率调了很多，进来的钱少了，流向国外的钱多了。第三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坦率地说，地方政府希望房价很高，这样他们收入就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还是要面临房地产泡沫的威胁。
汇率和利率已经有一些进展，但是调整这三方面需要时间。现阶段限购令以及其他的行政手段是可行的，但是肯定不能一直实行限购令。限购令是暂时的、短期的一个手段，把利率、汇率、财政的问题解决好了，限购令就不需要了。
中国主导全球M2增长
《英才》：渣打银行去年发布了一个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被很多经济学家热议，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质疑。你有没有反馈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
王志浩：我们的观点是有依据的。以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新增的M2计算，全世界新增M2的贡献率中，中国绝对是最大的，2012年占到45%—50%。
不能否定这个事实，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发行M2的国家，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已变为中国央行。
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在增长，而GDP是交易产生的、交易组成的，所以需要更多的M2。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重要的是看M2对GDP的比例是不是增长。
为什么中国M2与GDP的比例一直比其他经济体高很多，而且一直在增加？我认为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从2003—2012年，中国的汇率是被控制的，因此积累了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占款。第二，中国跟美国、欧洲不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银行贷款开始猛增。而欧洲、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M2的增长会缓慢很多，因为银行放贷风险很大，贷款的增加会下降。但是中国不一样，比如上一轮的4万亿刺激政策，银行会出面支持，这是由货币政策和政府以及银行体系的关系造成的。
美国是资本市场为主的一个金融市场，在发股票的时候没有M2的货币乘数，所以它的M2要少一些。最重要的是看M2在GDP占比的增长率，这个数据不需要辩论，我估计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会认为中国2010、2011年30%的M2增加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年13%、14%的目标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