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亚洲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除此之外，他还身兼社会学家、哲学家的头衔；凭借其对贫困、饥荒以及不公持之以恒的研究，他被誉为“经济学良心”。
泰戈尔的门徒
泰戈尔、阿马蒂亚·森——分别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亚洲人，他们都来自印度这个古老的国度。
1933年，阿马蒂亚·森生于孟加拉邦的桑地尼克坦的印度国际大学里，此学校的创办人正是泰戈尔；由于两家关系紧密，因此阿马蒂亚·森的名字也是泰戈尔所取。
他的父亲是达卡大学的化学系教授，母亲是作家及孟加拉邦一家文学杂志的出版人。阿马蒂亚·森的成长路径与泰戈尔相似，可以说，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随后出国深造是当时印度上流知识阶层普遍的成长轨迹。
阿马蒂亚·森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就在泰戈尔创办的学校中完成。在这所现代的教育机构里，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充分尊重，因此教育氛围活跃，思想文化多元，彼时阿马蒂亚·森曾评价他:“他是一个能进行严肃思考的孩子。不仅如此，他的成绩还非常棒。”
在这样的环境下，阿马蒂亚·森培养了广泛的兴趣爱好。在最终选择投身经济学研究之前，他曾经立志学习梵语，后又对数学和物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过最终，阿马蒂亚·森在加尔各答大学拿下了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
在完成了印度的学业后，阿马蒂亚·森于1953年进入英国的剑桥大学深造，后在三一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剑桥求学期间，阿马蒂亚·森师从新剑桥学派的知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并获得多项荣誉，包括学校颁发的“亚当·斯密奖”。
与这些所获得荣誉相比，在英国求学期间所积累的知识才是阿马蒂亚·森最珍视的宝贵财富。1959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拿下剑桥博士学位，并以其第一步出版的著作《技术选择》为自己的求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女王钦点
随后，阿马蒂亚·森选择留校，并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与大量的顶尖级经济学大师交往密切。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修读哲学。强化了其理论研究方面的伦理学基础。在其未来的研究中，阿马蒂亚·森习惯于将经济学分析与缜密的哲学思辨、深切的伦理关怀意识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成为了他的学术研究特色。
1963年，阿马蒂亚·森决定离开剑桥大学返回祖国印度，回国后，他在德里大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直至1971年。此后，他又重返英国，相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任教，1988 年起他又到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与哲学双料教授。随着阿马蒂亚·森在学界的名声不断升高，他也回到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出任院长。
值得一提的是，三一学院的院长是一个由英国女王直接任命的职位，且此前从未授予过非英国国籍的学者。阿马蒂亚·森凭借着自己在学术领域的耕耘，成为了学院组建 650 年以来第一位非英籍院长。
2004年阿马蒂亚·森又回到哈佛大学。 他每年一半时间在国外，一半时间回到印度。
为贫困呐喊
优越的家庭环境以及丰厚的学术回报并没有令阿马蒂亚·森放弃印度国籍。因为在他心中，1949年时印度发生的孟加拉饥荒，始终无法让他对贫苦的人们袖手旁观。也正是自那时起，阿马蒂亚·森立志为改变贫苦人们的现状而努力。
1973年，阿马蒂亚·森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出版。在书中，他通过数据比对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分析——对经济发展不均的程度丈量、对贫困的评估、对失业率的分析以及对自由和权利的原则与影响的研究。
他提出了全新的福利和贫困指数，指出国民收入并非衡量一国福利的终极指标，只有创造这些收入的能力的集合才是这样的指标；并且他从相关公理出发，推导出一个反映一国贫困水平的合理指数。
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肯尼斯·阿罗曾经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方面阿马蒂亚·森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他把这两门理论的道德层面以及其可测性都钻研得十分透彻。”
1981年，阿马蒂亚·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横空出世。在这本集大成者的著作中，他重塑了贫困与饥荒产生的原因:“饥荒的特点表现为一部分人没有获得足够的粮食。然而却没有迹象表明，是粮食的短缺引致了饥荒。”
阿马蒂亚·森进而认为，饥荒并不是因为粮食短缺而爆发，问题更多是由分配不均引起的。他的研究表明:只有建立起平等、富有政治责任感的社会氛围，饥荒才能得到避免；同时要消灭非物质性匮乏，因为贫困与不自由、居无定所与安全感的确总是同时出现。他认为，国家只应该在建设一个能让人民充分实现个人目标的社会环境之时施展其影响力。
对于饥荒，阿马蒂亚·森给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在阿马蒂亚·森的眼中，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各种特性——经济的世界、社会的世界，以及道德的世界。正是这种济世的价值观令阿马蒂亚·森最终在1998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首位荣膺此奖项的亚洲人。
在获得诺奖之后，阿马蒂亚·森感慨“经济学需要关注社会中的穷人、底层人群和受害者， 这是我所热衷的事业。 的确，我一生都在致力于经济底层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