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思列出的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书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放在第一个。吴思说，“我很不情愿，但是由不得不承认《钢》对我的影响极大。”
之所以现在承认很不情愿，是因为数年前看到一个人批评《钢》的文章，当时已经当了十几年记者的吴思于是又拿出来重新翻看，曾经无限崇拜的东西褪色了许多，比如写作手法的笨拙。还有，保尔原本高大的形象中搀杂了许多偏执与自负甚至粗野的成分。
也许没有曾经那么大的震撼，也就无所谓后来再读的失落。
17岁时，吴思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了日记本的扉页上。当时的书很少，大家到处换书看，也不知从谁那儿换来了《钢》，吴思一口气读完。
在那个革命旗帜飘飘的年代，《钢》不是空头地说革命，而是老跟你说人生。这勾起了年轻的吴思心头的恐惧，那是人面对宇宙，面对世界感到自己有限和无限间巨大差距的恐惧，是感到自己渺小与人生短暂的烦躁。多年以后，吴思在心理学书上找到了对这种恐惧和烦躁更准确的定义，“根本性焦虑”，是人的通性。
后来吴思还从孔子的话中找到了呼应。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为什么呀？如果通常只是为找碗饭吃就用不着立多大志。吴思认为，是那种根本性焦虑被唤起来了：人是要死的呀，得干点什么事，不能白活。一旦想到这儿，境界就开始往上走。
“《钢》恰好就是告诉你，往上走时应该往哪儿走，走到哪儿就进入不朽，生命就无限了，那时候你可以死去，但你的事业和你参与以及你留下的东西可以万古长存。”
只是那时吴思大概还没想到，他接下来的经历居然和保尔惊人地相似。1976年初，19岁的吴思插队农村，当生产干部，带着社员，干得也是修路。挖山、劈石，而且无论天气多冷，哪怕手都冻裂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时候，吴思看《钢》就跟打吗啡似的。“其实，这本书之所以能起那么大作用无非就是它不停地告诉你要把眼界放开阔些。”吴思总结，“这种不断被唤起的那种根本性焦虑就足以去对付日常的、很具体的问题。”
当然，还有爱情。
在建国后到80年代之前，中国的“标准读物”中很难寻觅到爱情的影子。但在《钢》里，不仅有保尔，还有美丽的冬妮亚和丽达。这对于当时几乎置身于爱情荒漠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具有诱惑力。
虽然，保尔最后和冬妮亚彻底决裂了，而在今天看来，他后来和丽达的恋爱实在太事业化。尽管这样，吴思认为总比一点没有的好。
“那时就老惦记着要像骂冬妮亚那样骂个什么人”，谈到这个话题，吴思大笑，“就是没机会呀！”事实上，当时甚至具体语言都有他们的影子，吴思当时谈恋爱，好像到最后觉得要表达点什么了，就用《钢》的一段话，说：“像保尔和丽达犯的那种错误我们不能再重复了。”
1978年末，吴思回城。当时学大寨的理想大厦已经轰然倒塌了。而《钢》广泛意义上的解决方式依然有效，那就是投入到一个长期的、无限伟大的事业中去。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按照中国古代儒家的说法，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志、立言。多年后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吴思，更切实地从事着“立言”的事业。从这个角度说，根本性焦虑应该是个好东西。不过，它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吴思说他看到过一个数字，能够感受到这种焦虑而且这种焦虑能对其行为、选择发生影响的人比例并不高，大概不超过10%。还有很遗憾的一点是，这种焦虑太容易随着年龄而变化了，很多人到了40岁以后，能基本看到人生的尽端，每天就只剩下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而少了许多类似追寻人生意义的空想。
吴思小档案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著有《潜规则》、《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血酬定律》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