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钟伟于经济学是半路出家。1986年上大学的他随波逐流地选择了当时很热门的物理学。但是一次偶然，他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随意抽出来翻了几下，从此便走上了一条当时难以想象的路。
“经济学改变了我的性格”
当一篇文章有三个“我认为”，这样的文章就是垃圾。
钟伟拿的是哈耶克的著作，他看过后感到很受启发，甚至根据自己的感受动笔写了不少文章。在那个年代，学术圈近乎与世无争，加上经济学刊物稿源比较匮乏，让钟伟很容易就投中稿子。
看到自己对经济学大师一鳞半爪的理解，从手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钟伟的内心很激动，“这对个人学习经济学也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大学毕业后，钟伟去无锡的一家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日益感到自己内心潜藏着对经济学的喜爱。于是他跨过了等级阶梯似的研究生教育，通过同等学历直接考上了博士。
在与经济学接触多年后，钟伟渐渐发现自己的性格在悄然改变。
“经济学会让人变得很谦卑，经济学家很少有天下先知非我莫属之感。”钟伟认为经过经济学训练的人，更关注事情本身，不太会用非常富有人情味的辞藻去煽动人。经济学对人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是因为这个学科的所有观点和结论其实都建立在“假设怎么样，然后才能怎么样”。
“如果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人动辄就直接说我认为怎样，那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当一篇文章有三个‘我认为’，这样的文章就是垃圾。”钟伟说。
在他看来，观点本身是不重要的，一个疯子可能有很多精彩纷呈的观点，但是有什么现实价值吗？重要的是观点的前提是什么，逻辑是否有漏洞，数据是否有缺陷。
“我始终是个旁观者”
中国的经济学者要生存，就不能太细化，否则研究论文没办法发，讲课没人听。
随着交流环境的不断开放，经济学家的观点言论越来越多地被关注，甚至人们热衷于看到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与商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你永远不要把任何人看成是天使，学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各方面的压力。有怎么样的学术需求就有怎么样的学术供给。”
钟伟说，“在上世纪80年代要求经济学家是万金油，只要跟经济学相关，他都能滔滔不绝讲出道理来。现在好了许多，但是在每个专门领域大多数人仍是杂家，而不是专家。”
钟伟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要生存，就不能太细化，否则研究论文没办法发，讲课没人听。而学术需求的粗糙导致学术供给的粗糙，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尴尬。这也是中国迟迟没有世界级经济大师诞生的原因。
“我们现在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在25年前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GDP，是窗口指导，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怎么形成的这些西方经济学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仅凭20年的积累怎么能出现走在世界前列的经济学家呢？更何况今天的经济学发展已经“到了水银泻地的程度，在加速地往前走。”
国内已经成名的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学习和吸收的能力削弱，成长速度的放慢，被时代淘汰是迟早的事。但能够清醒认识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很偶然的，谈不上承上启下，也就是过渡吧。”钟伟时刻提醒自己要发现不足。
“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我在学术圈是个旁观者，我没有处于舞台中央。”对于学术圈里的是是非非，钟伟并不想参与到那些无谓的混战中去。而在这个充满了浮躁气味的世界里，能保持清醒的心态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反观现在的学术圈，钟伟觉得杂家太多，经常在外面大放厥词，也给外人造成了很多误解。经济学实际有很细致的分类，经济学人常常集中在很小的一个领域去深究，而不是无所不能地指点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