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觅渡，觅渡，渡何处？》发表，曾轰动一时。十年后，瞿秋白牺牲70周年之际，《觅渡》文碑在秋白故居正式揭幕。我们由此专访身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作者梁衡，在梁衡身上，记者的现实目光、作家的思想深度、官员的政治高度与学者的思辨精神，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评价梁衡：“他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作家梁衡
记者：作为“红色经典作家”，你怎么理解“红色经典”？
梁衡：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要经得起重复，凡经典都超出了当时实践的范围而有理性的意义。创作红色经典，我总结出一个“三个原则”加“文章五诀”的创作规律。首先，“红色经典”是严肃的政治题材。第二，政治只决定了题材，表现却要靠文学。第三，政治题材都是大题材、老题材，这就要求有属于作者自己的新见解、新思想。
记者梁衡
记者：从25岁开始当记者，一直干到41岁，16年的感悟是什么？
梁衡：记者是个特殊职业，他有多重身份。首先他是公民，这是自然身份；许多记者还是党员，这是政治身份；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记者”是他的职业身份。多重的身份决定了社会对记者的道德要求也是多重的：作为一个公民，记者应遵纪守法，要有公德；作为一名党员，记者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此外记者还应具备良好的新闻职业素质。但在道德评价这个问题上，和“公民”、“党员”这两种身份相比，记者的“新闻工作者”这个身份是第三位的，不讲公德、没有起码的政治觉悟，职业道德也无从说起。
记者：对“记者的道德底线”你怎么看？
梁衡：记者的职业道德底线就是：绝不能以权谋私。通常记者以权谋私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搞有偿新闻；第二种是有偿不闻；第三种是打着敬业的幌子，为了自己成名，不择手段地搞报道，哪怕危害别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第四种形式是喧宾夺主，借写稿件表现自己。
官员梁衡
记者：1993—2000年，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期间，恰逢中国报业改革的关键阶段，你最早指出了报纸的商品属性，率先提出了报业集团化的主张，大力推行报刊品牌战略，建设“三刊工程”等等，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梁衡：报纸的行政管理不同于物质部门的行政管理。它面对的是一个特殊对象，一个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具有软性特征的行业。软行业必须用硬管理，即必须是可操作的管理，这就是报纸行政管理的特点，也是难点。我力图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解答，先后围绕新闻出版的管理这个专题发表了一批文章，主要提出了10个新观点。比如，报纸的本质是信息，政治属性、信息属性、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报纸的基本属性，报纸的出版和管理就是对这四个方面有机的把握；关于报纸两个市场的划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强调精神产品的质量，要政治家办报；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文学的本质是艺术，不从理论上辨清就不能杜绝假新闻等等，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新闻原理的思考》，即《新闻三部曲》的第三部。
记者：2003年在清华大学，有学生问：下辈子你想当什么？你不假思索地说：当官。当官就那么重要吗？
梁衡：从政治学角度讲，政治是人民将公共权力出让，公推一个机构来管理，这个机构中的人员俗称“官”。从本义上讲，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政治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最大、最直接。一个人能够手里有权为老百姓办事，有机会为老百姓服务，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比对别的岗位更大、更直接。大官大权易成大业，这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历代、现在都有那么多人抢着做官，而且官员中出的名人、伟人总比平民中出的多？其实官和权从来都是为了给民办事的，最易办成大事，实现自身的最大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要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做一个心忧天下，有贡献，有成就，经得起百姓评说的官。现在，社会对官的理解有些异化，是因为有些干部背弃责任，把当官看成了谋私利的工具。
记者：作为一名官员，你认为怎样才能当好官？
梁衡：首先要一心为公，这是政治立场、政治标准。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公与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是最影响人格与人品的大题目。历史上向来就以怎样对待公与私而分成贪官、清官。一个普通人的私心顶多是引起人际关系的紧张和自己的孤立，一个有权的人有了私心，就会利用权力把公利和他人之利变为一己之利。小者影响领导威信、影响局部工作，大者误国误民，直至叛党叛国。因此，岳飞有一声长叹：只要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国家就有希望。
当好官，关键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是说真话，按真实情况和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一条思想路线，也是一个行动纲领，它关系到事业的正误与成败。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其实包含了行事者的学识、经验、思想方法、道德品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记者：你政务缠身，却不断有美文问世、不断有新论提出，当官与写作、研究是怎么统一的？
梁衡：其实，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当官是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平台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鲜活的只有在这个高级层面上才能获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思想高度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是难得的条件。当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我曾说过，我要编织一张细密的网，把时间之鱼网住，不让它溜走。
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插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打磨推敲。《觅渡》写了6年，《大无大有周恩来》竟用了20年，从总理1976年去世后我就关注这个题目，到1978年北京市第一次搞总理生平展览，我从外地专程赶来看，写了《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20年后，1998年，总理百年诞辰才又完成《大无大有周恩来》。所以不少人称我是“苦吟派”。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揉来揉去，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实，不管是做官，还是写作、研究，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理”字，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
学者梁衡
记者：你喜欢别人称你为学者吗？
梁衡：我不敢接受这个称谓。我理解的学者，是占有了大量的资料、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缜密的学术体系。而我是一个大杂烩、万金油，涉猎领域从文学、新闻到科普，我的理论和学术观点也是星星点点散落在自己的著作中，有待进一步地梳理和系统化，属于广种薄收型。这与我心目中学者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
记者：你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梁衡：文无新论，不虚即空。清末左宗棠未发迹前心高气傲得罪了人，面临死罪，大臣潘祖荫上书救人，文中有一句话：“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话救了左宗棠，且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就是因为他提出一个全新的、有个性的观点。当然一个学者每做研究，不可能总是发现新道理，那么即使在阐述一个旧原理时，也得有属于你的新角度、新说法，去满足读者，去解他们的思想之结。没有自己的思想火花，就不是真正的学者，在学术之路上，要永远只求新去处。
当然，按原则，写作和做学问都很苦，评论界说我是“苦吟派”。以文学为例，我发表散文作品较迟，写得又少。发第一篇作品是1971年，25岁，到1986年才结成第一个集子《夏感与秋思》。15年所得散文不过23篇。研究写作理论的《文章五诀》则始于1994年，历8年艰辛，到2001年才完成。当年8月受邀到鲁迅文学院试讲，后被广泛转载，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关注。学术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创新、角度的创新，一个学者没有创新能力，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就没有学术生命。
记者：2002年你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据说你招考博士生，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梁衡：第一，我主张博士生一定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身份与研究能力，因此我选择学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经过几年新闻实践的磨练，对新闻与社会有着切身的体会；同时还应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第二，研究课题注重选择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题目，强调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第三，在写作层面，注意做到深入浅出，虽是学术文章但必须通俗，还要有文采，要美，让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让人感到读书的愉悦。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写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你是如何理解的？
梁衡：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带有明白无误的目的。我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因此，无论是在文学、政治还是新闻领域，我始终强调要以社会为背景，解决现实提出来的难题。比如，研究新时期新闻学，一定要以新时期的社会背景为基本参照系；市场经济、执政党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等，都是当前新闻研究的大背景。我们的新闻怎么处理这些关系，还有长久存在的报纸语言空话、真话问题，机关报机关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研究再多有什么用？而对学者来说又不是像管理部门那样下文件，他要从学术上、理论上有个理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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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全委。著有《梁衡文集》九卷、《新闻三部曲》、《传媒新论》、《继承与超越》、《走近政治》，散文集《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人杰鬼雄》等，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