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58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肖像中，诺斯在自己的画像前驻足良久，还和夫人一起拍了合影。2007年7月12日，北京的炎热夏天没有阻挡住87岁的诺斯再次来到这片热土。
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邀请，这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作了“人类历史与制度变迁”的主题演讲。这个宏大的题目里包含了诺斯早期许多重要的思想。因建立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在1993年他73岁的时候与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福格尔一起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致辞中指出，他们“通过使用应用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从而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
一片盛誉的背后是诺斯40余年不懈努力的思考。
开创经济史研究的新时代
新制度经济学是盛产大师的沃土，其中作为重要代表人物的诺斯，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从而登上了经济学的“珠峰”。
让很多人感到吃惊的是，诺斯坦言他年轻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当时作为一个狂热的“左派”，诺斯每天都在思考“怎样拯救全人类”。很快他发现，“经济学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因为传统的经济学当时正在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富的，而有些国家是贫困的”，而且在各流派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
当时盛行的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和交易经济学，经济学家们正在尝试用交易费用和产权制度来解释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现象。而诺斯敏锐地观察到制度是回答国富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因素结构，它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
诺斯认为，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直接取决于制度的结构。
尽管看到了制度对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诺斯的独家专利，同样从制度视角研究的经济学家也很多，诺斯选择的切入点则是从研究制度的变迁开始。
大约半个多世纪前这个看似不经意的一次选择却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诺斯也由此成为新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
端掉传统经济学家的饭碗
诺斯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美国经济史，被人称作端掉传统经济史学家的饭碗。
与今天的温文尔雅相比，青壮年时代的诺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留情面”的，这集中表现在他对传统经济学的抨击上。
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1973年）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局限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者将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问题，甚至连经济史的具体演变过程也说明不了。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诺斯与合著者则阐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忽略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
通过不断意识到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存在的弊端以及对现代经济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诺斯渐渐成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
或许每个大师的产生都在善其事与利其器之间做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诺斯在致力于研究制度变迁问题时，没有像大多数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者那样，直接动笔“抒发”自己的想法。他选择了更为严谨的逻辑结构，而且将数量经济学等诸多现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容纳进来，才使自己的诸多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特别是在早期的成名作《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1966）中，诺斯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美国经济史，被称为是端掉传统经济史学家的饭碗。
中国是个开创性的国家
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制度经济学的思想。
诺斯曾多次公开赞扬中国经济改革，包括渐进式改革的路径，“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这位经济学大师一次次来华，受到热浪般追捧的同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希望大师能够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建言献策。
诺斯在这方面表现得很谨慎，作为长期在西方生活和工作的一代学者，他非常愿意了解那些转型经济国家的现实，以及经典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
然而，诺斯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中国还是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都有很多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现实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过程，这些完全不同的“世界”将对诺斯本人开创的理论构成很大的挑战。
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诺斯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挑战经济学理论”。他说，中国是一个开创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模仿，其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
演讲中诺斯谈到，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断进行渐进式的经济变革，比如通过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从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转化，要制定清晰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法规已经存在，但并未认真实行。因此有必要从体制上进行突破，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满足将来经济发展需求的制度，破解市场经济的阻力，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