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经济学人

张文魁 现在已经不是奏折时代

文|本刊记者 梁冬梅 日期: 2008-04-02 浏览次数: 1423
 

2004年,面对郎顾之争,在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情况下,他站了出来,直面郎咸平,抨击他对国企改革的言论,这次“单刀赴会”让他声誉渐起。

2006年,资本市场上国企备受追捧,关于国企崛起的话题层出不穷,他却抛出一个观点:国企盈利并非全是改革之功。

200712月,国资委颁布新规定,国企需分三种类型向国家分红,资源类企业分红比例10%,公众拍手叫好的时候,他却提出质疑:这样做不妥当。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外人眼里,张文魁有些特立独行。他的坚持己见,他的勇于挑战都让人印象深刻。

 

质疑一:“为某些人说话”

有人甚至惊呼顾雏军的倒掉“是草民的胜利”,更是张文魁等人的耻辱。

20048月,在香港学者郎咸平教授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的时候,张文魁并没有闲着。凭借多年来对国企改革和对科龙公司十几年的跟踪调研,他写出了题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调研报告。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篇报告使他卷入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批判浪潮当中。在“郎顾之争”中同时被批判的,还有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和周其仁教授。

在一场后来被称为“单刀赴会”的论坛上,针对郎咸平提出由于存在严重的国资贱卖问题,因而国企产权改革应该停止的观点,张文魁明确表示反对。张文魁首先承认国资存在贱卖问题,但是认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并正在被逐步克服。

“只要国企改革实行公开性、竞争性的国资交易程序,国有资产流失是可以有效避免的”。张文魁强调产权改革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经过20年改革总结出来的经验,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但现场和随后的网上讨论,不少人措辞激烈地批判张文魁“为某些人说话”,并且“上纲上线”。20057月,当科龙掌门人顾雏军最终被拘之后,批判张文魁等人的声浪更是一波高过一波,有人甚至惊呼顾雏军的倒掉“是草民的胜利”,更是张文魁等人的耻辱。

当年10月,张文魁发表文章《从科龙事件看民营企业》,重申民营企业应该从科龙事件中吸取教训,在重视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公司治理。即从“发展为王”转变为“发展为王”与“治理为本”并重。同时强调,国企产权改革存在问题,MBO存在模糊地带,但是,“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质疑二:资源型企业分红比例

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高峰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促成了国企的繁荣发展。

近两年的沉寂之后。2007年底,北京市国资委举办的一场论坛上,张文魁又一次语出惊人。针对中移动和中石化、中国铝业在资本市场上备受追捧的情况,张文魁提出,国企确实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这种黄金时代的到来,有多少是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

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张文魁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也许我们过高估计了国企改革的成就,国企之所以在近年来盈利状况良好,摆脱了上世纪末的窘境,其中固然有国家针对一系列问题采取的改革措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高峰期。而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促成了国企的繁荣发展。”

通过对比欧美等国家的发展历程,张文魁发现,在经过了轻工业近20年发展之后,中国在21世纪初开始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以能源、钢铁、化工、汽车等为代表的行业迅速崛起,而在这些行业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是有限制的,国企就占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同时,由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机遇,经济呈现出景气的发展指数。但是张文魁忧心的是,这种繁荣能持续多久?真的是国企改革的效果彰显了吗?

与一些“偏执”的经济学者不同,张文魁承认国企之所以做得好,重组上市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企开始了改革脱困的三年攻坚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一方面减轻国企负债,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5000亿元的债务,银行内部也核销了许多呆坏账;另一方面,增加对国企技术改造的投入。对于设备工艺非常落后的国企,实行国家贷款贴息。但国企不应该只停留在过去改革的功绩簿上睡大觉,还应该继续深化改革。否则,国企的盈利和效益不可能长久。”

对国有企业的长期深入研究,让张文魁对许多国企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200712月,财政部和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中央企业红利上交分三类,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上交比例最高,为10%。张文魁认为“资源型”企业的分法并不准确,而且笼统地收10%的红利也并不妥当。

对电力行业有过深入研究的张文魁,认为无论是电网企业还是发电企业,都是消耗资源的企业而不是资源型企业。这种分法的不准确,会在以后的执行中产生问题。另外,石油、石化、煤炭等真正的资源型企业,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周期、阶段来确定分红比例。如果是处于资本支出大规模增加的阶段,不适合于提高分红比例,相反应该减少分红甚至是不分红;如果是处于资本性支出规模减少的阶段,就可以多分红。

 

质疑三:一些观点不时被批判甚至被谩骂

许多经济学家有一种奏折情结,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当政者采纳。但现在已经不是奏折时代了。

虽然一些观点不时被批判,甚至被网友谩骂,但张文魁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只是有时候也很无奈,“网友不理解,咱就不说了。”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时常会被推到舆论争议的风口浪尖?张文魁分析认为,这跟经济学者自身的做法很有关系。“许多经济学家有一种情结——奏折情结,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当政者采纳。但现在已经不是奏折时代了。社会进步了,在社会科学领域,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环境声音日显,学者的观点也只是一方观点而已,当政者不能只采纳某一个人的意见。”

“(经济学者)大可不必总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张文魁认为,“作为学者,关键的是说真话。”不管是从职业道德还是学术道德来讲,学者都应该是在学术基础上保持说真话的特性。即便是很难保持绝对或者完全的独立,也要在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合适的渠道与合适的方式建言。但他同时强调,“观点不被接纳也很正常。”抱着怀才不遇的观点,很容易发生偏颇的想法。

 

 

对话

《英才》:你会关注网上对你观点的评论吗,自己会受影响吗?

张文魁:当然会关注。一点儿都不影响情绪是不可能的。但是网民既然是这样,咱就不说了。咱又不靠这个吃饭。对吧?挨骂的人都不喜欢出来说。何必去说呢?没必要。在专业场合说,在公共场合就不说了。

《英才》:经济学圈子里,比较佩服谁?

张文魁:我们很多时候是坐而论道,他是身体力行。拿自己家的钱,号召其他人,一起在西部建立扶贫基金,建立希望小学。他们那代,经邦济世的思想很明显。我很喜欢庄子的思想,能入世也能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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