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4日上午，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出现在达沃斯“国有企业的未来”分论坛上。尽管这场分论坛的讨论嘉宾中只有李一位中国人，但毫无悬念的，他是整个会场上最大的明星：提问环节中，各国记者和企业家的所有问题都是提给李荣融的；会议一结束，所有的摄像头、录音笔、话筒立刻围了上来，从会场门口到电梯，十几米距离，李荣融花了十多分钟才走到。
从2003—2010年，李荣融和他领导的国资委用了7年时间，将中国的国有企业带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国企正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核心角色。
李荣融在国企干过18年，对于传统的国企体制——管企业的人不用承担责任，他说自己曾“深受其害”：“所以我当上国资委主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责任，政府做政府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
而对于地方国企来说，规模不如央企大，但是又拥有一些独特的资源和市场，未来如何定位自身，又如何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成为诸多地方国企管理者思考最多的课题。
如何生存下来
过去几年中，地方国有企业的数目在逐渐减少，不少企业或者倒闭、或被兼并。那些靠实力生存下来的地方国企，也正在加强与各个方面的合作。
作为一家地方国企，天津津能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津能）与同行业的央企之间合作颇多，从华能、国电，到大唐、国华，“央企给人的印象都是财大气粗、比较强势的，但对我来说，既然合作，不论双方实力如何，一定要按照规范的章程和协议来。一旦对方不愿意遵守，一定会坚决断绝合作关系。”津能总经理李庚生说道。
在他看来，与央企合作的难处在于，央企一般都不愿意处于被控股的地位，像津能这样的地方国企，在合作中就只能参股了。相对来说，跟民企合作更容易一些，因为民企没有资源，他们对合作的需求更迫切，“不过，跟民企合作是初期容易后期难，因为民企和我们的发展目标可能不太一致。他们一般把扩张放在第一位，而作为国企，我们必须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
至于与跨国企业的合作，李庚生的感受是：“跨国公司过去讲究的是回报，而现在，他们最看重的是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
首创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在水务和基建方面拥有丰富的地方市场资源，法国水务公司威立雅、香港地铁等公司都主动找到首创要求合作。
虽然对央企、跨国公司和民企来说，地方国企都是理想的合作伙伴，然而，一旦面临竞争，前有实力雄厚的央企和跨国公司，后有机制灵活的民企，地方国企的位置不免显得有些尴尬。獐子岛董事长吴厚刚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就毫不避讳地表示，地方国企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国有企业的存在，只有一个意义：争夺国际资源。这个任务，只能由少数大央企去完成。至于区域内部的经济，应该完全放开，地方国企应该退出。”
对此，大多数学者和地方国企掌门人认为，地方国企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股权多元化，可能它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国企”了，但并不会就此消失。
股权结构的变化
资产证券化将是地方国企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地方国有企业过去都不重视资产证券化，尤其是一些生产型的企业。随着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而证券市场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很多企业都开始了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无论是整合、被整合、合作、产业升级，都要以资产证券化为基础，它能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让管理更规范、发展更有后劲。”李庚生说道。
在天津港集团董事长于汝民看来，自己的企业最大的改变发生在产权关系方面：“国有企业原来是政府的附属物，发展靠的是政府投资，而现在，他们正向着独立法人、经营者的方向转变，要直接面对市场、自己去找资金。我们叫做‘新型国企’，他们与传统国企的最大区别，在于股权结构的变化——上市了、引入外部投资者了、资金来源多样化了。”
地方国企握有丰富的市场资源，在原先困扰其的体制问题、人才问题、产权问题得到逐步改善后，未来，他们将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价值？
“在发展好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应该提前介入新兴产业。”中新药业董事长郝非非表示，“比如生物技术，虽然现在在中国市场上还不是主流，但它很有可能会给全球的医药产业带来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在医药产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一向很大，但新兴产业的发展，可能是我们缩小差距的一个机会。”
同样地，李庚生也认为新能源的发展可能是中国能源企业缩小与世界差距的机会。虽然目前新能源业务的利润贡献率非常小，但津能仍然坚持在这一领域的投资：“虽然目前新能源似乎叫好不叫座，但到十年二十年之后，传统能源越来越少，代价越来越高，而新能源技术将越来越成熟，成本越来越低。那时候，就是新能源的广阔天地了。”
在达沃斯论坛上，几乎所有提向李荣融的问题中都包含了“垄断、公平”这样的词。对此，李荣融的回答是：“没有绝对的公平，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已。你看到的是国企贷款容易，而我看到的是，国企用工成本高，因为要照顾就业。不要抱怨不公平，企业没有能力去改变环境，只能认识环境、适应环境。”而对于地方国企来说，未来如何，路只有靠自己来走。
（本刊记者徐建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