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09年各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同仇敌忾”不同，经济止跌之后，各国的利益诉求不再趋同，甚至走向冲突。比如，人民币汇率重新成为美国攻击中国的靶子、“汇率大战”阴云开始弥漫各国央行上空。从合作走向博弈的现实形成了2010年经济的“复杂性”局面。
世界经济是在反弹中进入2010年的，但借助于政府刺激政策的反弹到自主复苏，这往往不是一条无缝对接的通道。因而，政府刺激政策的“进退两难”也构成了今年经济“复杂性”的另一个方面。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通货膨胀、房价高企、政府投资挤占民间投资等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而当央行二季度开始收紧货币供应量、政府开始调控房地产业时，经济增长率又出现了反弹后的回落；此外，政策变化或招致的热钱涌入也成为了决策层新的梦魇……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走在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前头。当周期性的难题得到缓解时，决策层开始思考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之道。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性是在增强而不是减弱。
如果加上2011年中国即将进入新的“十二五”规划，那么对中国经济的梳理，就不单是在梳理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而且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
风险“边际滞胀”
在国际经济各方从协同行动走向各自为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反弹难免会令其他国家嫉妒，但增长率高企的背后，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二、三季度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9%、11.3%、9.6%，呈现冲高回落的状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去年经济增长“前低后高”的基数效应导致；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政策加强调控的结果。
与经济增速放缓相伴而行的则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连续攀升，7、8、9三月的CPI均在3%以上，而10月更是达到了4.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处在“边际滞胀”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同时通胀趋势攀升。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自危机以来首次加息，分别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超愚看来，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没有大幅下滑，而通胀问题又越来越突出，从而迫使央行做出了加息决定。
在第一季度经济出现11.9%的增长率时，央行实际上采取了数量上收紧的货币政策。2009年广义货币的增长率为27.7%，而今年上半年则下降到了18.5%。或许是基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增强，三季度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又略有回升，达到19%。
如果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视角予以分析，今年一季度延续了去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负拉动的情况，但是从5月开始，中国的出口顺差又开始增长，这也意味着，出口又开始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消费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三季度社会消费品实际增长率是15%，虽然比2009年要低一些，但高于之前的任何年份。按照以往状况看，这个数字一般是在12%-13%。
但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影响下，今年的投资增长速度有些回落。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告诉《英才》记者，就目前情况而言，“房地产是在温和减速，但速度还是很高，超过全社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则认为，房地产投资有趋软迹象，但调控政策真正显效，将会是在12月出现。
总体来看，三驾马车中，投资减速部分由消费和出口的增长有所抵消，经济增长率减速的同时，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的比例反而相对趋于平衡。
难题 靠什么转变
虽然如此，三驾马车的比例仍远未协调。
“三者的增长速度同步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中国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贺力平认为，依赖出口、依赖政府投资、依赖银行大量的信贷，导致了转变的挑战“非常大”。
世界银行在2010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指出，中国各种经济目标中最为关键的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种要求比5年前更为迫切，因为出口前景已不如从前，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外部盈余都大大高于5年前的水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告诉《英才》记者，要想实现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就必须要依靠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也表示，过去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挤占了民间的投资空间，需要推动制度变革，让民间资金有地方可投。
从总供给角度看，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从目前第二产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占比过低的结构向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结构调整。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曾向《英才》记者分析认为，“汇率升值，出口部门的成本增加，盈利减少，资源就会流向其他部门，比如服务业。”
6月19日，政府再次恢复了人民币汇率弹性。虽然从6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过上下波动，但总体升值趋势明显。
金岩石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开始。当前出现了一些外向型企业通过内需的拉动和人民币升值的启动将生产基地内迁，如富士康挥师河南。与此同时，沿海城市也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与一般学者认为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通过减少政府投资、增加消费来实现不同，金岩石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高增长、高投资、高货币投放以及人民币升值来推动。“我们希望投资能够降下来，货币发出去能够收回来，这是我们很多人脑子里的两个假设，但实际上我们做不到。”金岩石对《英才》记者说道。
“我们只能让投资和货币继续驱动增长，然后降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通过城市化和人民币升值逐渐实现内需型驱动，逐渐形成内需市场的扩张，当内需市场扩张形成，消费升级的惯性已经形成的时候，我们才会逐渐降低投资、收缩货币、让消费驱动。”金岩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