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10.3%的GDP年增长率来说，放眼全球，中国罕逢对手，但这并不能掩饰在G D P高增速之下，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1月的C P I统计数据，虽然统计局对C P I的权重进行了调整，C P I较去年同期上涨4.9%，并没有达到专家们预测的5.3%，但通胀的压力仍然显露无遗。
一个明显的信号：央行三天后随之宣布，自2月24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在加息后10天之内使出的第二个紧缩工具，距离上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仅仅36天。业内普遍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对抗通胀和流动性过剩。
早在CPI数据出台前，若干政策组合拳（加息、稳定粮食生产措施）都剑指物价。各地“十二五”规划陆续出炉，一些重要的省份明确表示G D P不是唯一追逐的目标。这似乎已经明确告诉人们，2011年，更密集的调控政策将纷至沓来。
不容忽视的是，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防通胀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诉求依然强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认为，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看，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衔接之年，存在很强的政治周期扩张冲动。经济学家刘福垣也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GDP增速之所以很高，是因为我们还在小孩长个的时候，如果长得慢反倒有病了。因此今年的GDP不会低于九，慢了就会翻车。
形势似乎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到底中国经济该如何把握增长的节奏？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问题，需要如何厘清和破解？《英才》记者独家专访了13位来自政府研究部门、金融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学府的学者，共同解读2011年这个政策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年份。
（以下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4%的CPI目标
口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对于今年物价走势的预测仍然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而物价走势又会直接影响到对今年政策力度的把握和节奏的选择，因此客观判断物价走势仍然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焦点。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强调目前市场对可能的通胀压力估计不足，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压力、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迅速增长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等。因此对今年的通胀压力仍然保持非常高的预期，通胀的超预期必然导致宏观调控的超力度，从而导致经济的超波动甚至硬着陆，“三超判断”的预测者对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判断十分悲观，甚至有人认为2011年的C P I达到10%—20%都是可能的。
我们分析这次物价上涨的直接导火索是去年四季度蔬菜价格的大幅上涨所致，使得市场预期的CPI高点连续后移，并超预期。然而，从中国的粮食和蔬菜价格波动历史看，蔬菜和食品价格带动的CPI上涨、及其供应的回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通常蔬菜的生产周期为3－4个月，生猪猪肉的周期大概在8－11个月。因此，这轮蔬菜价格带动的物价上涨将逐步在供应恢复之后稳定下来。
整体上判断，今年的通胀仍然处于大致可控的范围，目前通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可能性的风险、尚未形成全面的高通胀的现实，而且当前的通胀尚未全面巴曙松(左)、陈淮(右)扩散，只要及时采取紧缩措施并加大供应，则通胀压力应当不会高于2008年前后的水平。
调控措施正在发挥作用，一些经济指标开始回落，特别是房地产领域、以及PMI指标等，显示调控政策在逐步产生作用。但是中国的加息受到外部国际主要货币的低利率环境的制约，即使加息，空间也不大。
4%的C P I目标反应了决策者控制通胀预期的决心以及积极引导市场通胀预期的政策意图，考虑到一季度的物价基于同比因素和季节因素会处于较高水平，并且还可能持续超过4％的水平，一季度将成为“三率齐发”（同时提高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汇率）的政策密集出台期。
总体上，在内部物价压力上升、外部贸易平衡压力也比较大、利率在外部低利率环境约束下难以大幅调整的时期，汇率调整的回旋余地较大，如果要选择一个时间窗口，那么我倾向于在外部贸易顺差回落、以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之前、以及内部CPI回到4%内之前进行，较为合适，同时预计汇率调整的力度会比市场预期的要大。
陈淮：美国人出的两难选择题
口述|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淮
目前，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推动的通胀主要是输入型的。美国实际上给我们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题，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忍受通胀压力，而这才是中国通胀的根源。
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分为2011年短期问题和“十二五”与2020年中长期问题。中长期重大问题有很多，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协调发展、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应对国际化竞争以及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等。而短期问题就是一句话，反通胀。
中国面临的通胀问题既复杂又简单。简单在于，中国连续七年粮食大丰收，所有农产品没有一样是存在大的供求缺口的。复杂在于，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推动的通胀是输入型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走出了世界金融危机的低谷。但有两个问题不仅尚无改善迹象，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两个问题，一是就业，二是财政。发达国家想出的招数就是把这两个难题转嫁给中国，转嫁给新兴经济体。转嫁的办法之一就是逼迫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国外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增强，就有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过快过猛的本币升值也不能为中国所接受，因为那样中国的就业问题立即就会变得非常尖锐。
美国为了缓解财政赤字压力，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美联储超量增发货币，用增发货币回购美国的国债，以此减轻美国财政的负债压力。美联储货币“掺水”，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就出现“暴涨”。实际上不是国际粮价、油价涨，而是美元贬值。
美国实际上给我们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题，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忍受通胀压力。这才是中国通胀的根源。
2011年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要尽量避免对消费的不利影响。之所以此前多次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是扩张消费的需要，而升息等紧缩货币政策，则可能对消费带来不利影响。
人民币不升值，我们也可以采取吃“中药”的办法应对通胀，那就是采取升息等货币政策。但升息又得面对一个新的难题，不论短期还是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都需要依赖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张消费需求。升息等紧缩货币的政策必然会极大地伤及消费。之所以此前多次采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就在于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尽可能避免对消费的不利影响。这是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也就是维护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
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是依靠市场的竞争、优胜劣汰、优化选择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平衡的主导力量的。政府只能纠正、预防、调整市场运行中的偏差。就像人生病，什么时候你自身的抵抗力、新陈代谢能力都是最重要、最基础的。吃药打针做手术都是外在辅助的。别以为政府是万能的，政府的任何动作都得靠向人民收税来支撑，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只是人的主观选择。
陈雨露：经济转型的标志性障碍
口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 陈雨露
2011年将是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关键之年”，调控能否收到明显效果不仅关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关系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信誉度和公信力。
目前，“房价永远不跌”的社会心理正在引发越来越严重的“房地产依赖症”，这不仅导致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而且“坐等价涨”的惯性思维还极大地抑制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因此，房价上涨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泡沫和民生问题，对房价上涨的依赖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标志性障碍。
中国的宏观调控需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政策组合，灵活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货币政策来看，在当前通胀预期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基调已经定位于“稳健”。稳健的货币政策应从几个方面着手：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引导货币供给总量回归常态；银行信贷要从危机时期的“超宽松”状态转向合理适度的增长，既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又确保通胀水平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适度提高利率水平，改变长期的超低（负）利率状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就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之成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一部分，前瞻性地应对过度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膨胀等顺周期性问题。
再从财政政策来看，201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贴息、减税等方式引导和撬动社会资金投入战略新兴产业；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调整补贴等方式减小贫富差距，并使得中产阶层得到培育和壮大，这对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支持保障房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投资，既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和实际运用来看，配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大局，不仅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有的放矢，信贷结构的优化也将成为稳健货币政策的应有之义。
高善文：通胀问题最棘手
口述|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善文
短期内要防止通胀攀升到两位数。长期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以机器替代人力等手段，将未来五年的通胀中轴稳定在4%附近，已经是较理想的结果了。
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可能将对今年的中国经济构成严重的困扰。我们认为通货膨胀高点可能在二三季度之间，下半年即使有一些下降，其谷底也不会很低。政府对抗通胀的努力，其客观作用是将经济整体的流动性抽紧。这对新周期投资布局的展开，以及资本市场上流动性平衡的方向，都将起到非常关键的影响。
如果通货膨胀管理出了问题，CPI到达两位数，将对企业和个人的信心和盈利预期产生非常严重的扰动。而且中国的CPI中食品权重很大，较高的CPI将使收入相对固定的人群——主要是低收入者、退休人群——受到较大影响，对社会冲击较大。
2011年通胀问题之所以如此棘手，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供应、食品、大宗商品都在推动通货膨胀的上行，经济自身也在周期性的上升。因此，应对政策也应分层次。
短期内要防止通胀攀升到两位数。目前货币信贷收紧的力度和步伐已经较强，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对农产品生产者进行补贴等手段可以加大力度；加强沟通，稳定通胀预期。在主导力量方面来说，短期内政府调控的作用是主要的，当通胀风险阶段性缓解后，应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化、私人部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长期问题距离我们较远，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以机器替代人力等手段，将未来五年的通胀中轴稳定在4%附近，已经是较理想的结果了。在此背景下推动社会保障和医疗系统的改革，增加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的供应，可以对冲通胀较快上升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刘纪鹏：外汇储备面临很大风险
口述|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
由于输入型货币数量扩张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及其引发的通胀问题，以及美元外汇储备过高所带来的外汇储备风险。具体说来，央行的“虚胖”是症结所在。
去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资产已经达到了25.9万亿人民币，按照现价折算成美元是3.93万亿，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央行。而同时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总资产只有2.6万亿左右，我们比他们多了50%。
央行巨大的资产数额中，外汇资产占了将近90%，外汇储备就占了将近2.9万亿。这笔钱作为“绿票子”涌到中国，一方面是在我们传统的出口创汇经济模式下发生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人，美元外债达9000多亿。同时，我们还买了将近3800亿的“两房”债券和其他一些机构债，加上以股权形式存在的金融资产，以美元计价的这些外汇储备占了央行外汇总资产的将近70%。也就是说，我们央行资产的将近一半全都去支持美国经济发展去了。
美国今年5万多亿的“两房”债到期，如果美国政府不赖债，势必还要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要大量地靠美联储印钞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而这些注水的美元势必加速美元的贬值，因此，我们的外汇储备面临很大的风险。
这些美元到了中国以后，“绿票子”都要从央行兑换出红票子，这么多的红票子在中国境内泛滥，必然进入资产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引发资产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这些“红票子”还进入了消费领域，很多消费品也变成了投资品，直接引发了通货膨胀。这种连带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是第二个威胁。
从化解外汇储备风险来说，首要的选择就是“花掉”，要加大进口，不要把外汇储备仅仅停留在“汇”的形态上，而要变成资产。另外，外汇政策管制要“宽出严进”。“进来”可以采取严格的管制，但是“出去”应该放开。这样也可以把“绿票子”带出去，央行也就回收了“红票子”，兑出了“绿票子”，可以两侧“瘦身”。
化解外汇风险的第二招，就是要通过资本市场大力吸收流动性，而不是靠简单的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养大货币老虎。要把这些货币资产引到资本市场里来，引到私人直接投资上去，拓展直接融资。
刘福垣：物价越压越上
口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 刘福垣
我们的主要矛盾，就是要解决我们整个社会两元社会结构、两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我们不指望今年根本解决这个矛盾，只要能解决一个百分点就行。
物价上升根本不是通货膨胀。所谓的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印多了，货币贬值。货币是自变量，物价是因变量，由于货币贬值使物价的货币表现高了，现在不是。
现在贷款是挺多，但是贷款没有超过存款，这就没有通货膨胀。现在报纸上说货币的发行量多了多少个亿，实际上那叫贷款量，不是发行量。存在银行的钱也是钱，是延期的购买力。这些年不是流动性过剩，是流动性不让流动，存款准备金大量提高，把钱都压在笼子里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机制被政府人为地限制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中小企业没有得到及时的融资。治理通货膨胀不能压物价，物价会越压越上去。正确的做法是改变物价的流通体制和形成机制，让物价放出来然后才能下去。因为物价上来，供给才能上来，供给上来，物价自然就会下去。但是一旦压价，就等于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政府又得增加农民补贴。
在发达国家的CPI里，居民消费指数是不包括菜价的，因为菜价季节性波动太大了，根本反映不了真实情况。而我们的CPI达到5%就把大家吓坏了，其实GDP要是10%的增长速度，物价至少应该在5%左右，否则不是物价是假的，就是GDP是假的。因为GDP是物价推动的，东西卖不掉，就不可能有生产。
既然GDP的80%多都是工商业创造的，与其花这么多钱把农民稳定在农村，不如给他们社会保障，让他们来城里。农工潮、民工荒就是一个信号、一种宣示，现在的农二代们，是不可能再回去种地的。农民们一年的种地收入还不及其出来打工两三个月的收入，机会成本也导致了生产成本上升。
中国在国际上的被动地位就是因为过于依赖外需，而内需不足。自己能创造出这么多东西，自己却不能消费，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到位，分配体制不合理，农民工没有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合理的社会身份。当务之急是增加就业，提高工资，而不是压物价。
我们的主要矛盾，就是要解决我们整个社会两元社会结构、两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我们不指望今年根本解决这个矛盾，只要能解决一个百分点就行。
汤敏：粮食、食品问题严峻
口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问题。从去年下半年就迅速抬头的通货膨胀，到了现在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目前，通胀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比较大了。首先，通胀的苗头已经非常明显；国际粮价现在正在迅速攀升，目前北方的大旱已成定局，粮食、食品问题在国际、国内都非常严峻。
现在的通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带动的，虽然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但如果不加以控制，下一步如果国际、国内粮价继续攀升，对我们的影响将会更大。
当前中国的通胀在所有新兴国家当中还算比较低的，但如果不抓紧，会很快上去，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把通胀很快打下来。
通胀的应对之道首先应该是利用货币政策，我们要釜底抽薪，用比较偏紧、谨慎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最近不断地提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
通胀问题最终还是一个供给的问题。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怎么抗旱、怎么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农民不愿种粮，是因为种粮的收益太低。因此，现在要加快水利建设，减少农民种粮成本，增加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另外，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的工资要提高，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率也提高，通胀的压力就会小一些。比如粮食价格，现在食品价格其实还是偏低的，从农民手里收购的价格原本很低，但卖到消费者手中却很高，因为中间环节成本非常高。价格上涨里边，很多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成本，可以趁这个机会减少。
吴晓求：四个问题困扰经济
口述|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
眼前必须要解决的是通货膨胀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平衡问题，在今年表现会比较突出的长期问题还包括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推进城乡一体化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这是一个会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
而当前，城市化被看成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看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在提高城市化率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忽视了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加快新农村建设，也就是对现代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应该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这是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通货膨胀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平衡。前两个问题是长期必须要解决的，而这个问题是眼前必须解决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其他目标的实现，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是一个具有相对连贯性和前瞻性、持续性的政策。
第四个问题是人口问题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将会越来越明显。我们正在慢慢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同时，人口红利也正在慢慢地消失。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增长是靠巨大的资源和投入来维持的，显然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上述四个问题，每一个都涉及政策把握能力。比如说通胀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之间的矛盾。目前来看，调整政策主要集中在防通胀上，采取的主要是收缩的政策，应该说这是有偏颇的。
今天的通胀和20年前出现的通胀是不同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过去的通胀是因为我们投资规模太大而引起的，那么控制需求是正确的。但这次通胀并不见得一定是因为需求太大引起的，还包括美元的贬值预期、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等等因素，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因素无关，或者说关系很小，因此仅仅控制需求这一个因素显然是不行的。
不过，通胀问题是一个眼前的问题，也许明年或者后年就没有了。通胀也不会蔓延到别的领域，因为中国经过前面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系对市场的供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另外三个问题则是长时间存在的，是中国在整个转型期都要面临的，也是今年亟需解决的问题。
魏加宁：警惕“三大反差”
口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魏加宁
在金融领域里，存在着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反差；在财政领域里，存在着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很快的反差；在企业领域里，存在着国有企业利润猛增和民营企业不挣钱的反差。
从汇率来看，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比较快，但人民币对内却是相对贬值的。国内的物价和房价上涨速度很快，人民币本身就相对是贬值的趋势；而对外汇率也上升很快，这个反差将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好预料，但肯定这二者背道而驰是有问题的。
去年中央财政收入上涨很快，而地方政府的债务这几年的增长也很快。于是造成了中央财政的日子很好过，而地方财政日子过得很艰难的局面。
现在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利润猛增，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却步履艰难，甚至很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在一些行业、一些地方被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被吃掉了。从这些年的资源配置来看，大量的银行贷款配置到了国有企业，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
要解决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反差，主要手段还是要依靠货币政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应当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利用价格杠杆，即调整利率等。价格杠杆比较灵活，也比数量型的工具相对温和一些，数量型工具有时候有可能会使过劲，并且比较僵硬。而价格杠杆可以随时调整，因此运用也应该更加灵活。
对于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反差，我认为主要是要加快税制改革，适当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要在规范和透明的基础上，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中央收上来的钱要下得去；要允许地方政府市场化发行地方债。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让他解决一些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的融资问题。
最后，国有企业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国民福祉的提高。有些领域它是公益性的，民营企业不愿意去做，比如保障性住房，就应当由国有企业去做，所以我并不主张国有企业简单的退出房地产领域，我是主张它退出商业性的房地产领域，另一方面，要加快落实国务院去年颁布的新“非公三十六条”。
夏斌：不能靠涨工资扩大消费
口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夏斌
中国经济当前的短期问题是物价和资产泡沫的问题，长期是经济结构问题，而短期问题的实质还是结构问题。
如何在政策调整年掌握好政策调整的力度和艺术，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具体来讲，当前中国经济的短期是物价问题，是货币太多。货币为什么这么多？背景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中央银行贷款给商业银行，即通过再贷款的方式发出去的。自2005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几乎没有了，那这么多的钱是怎么出去的？都是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买外汇的方式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的出口太多了。
如果说，人民银行通过买外汇发货币之后，不去管发出去的货币有多少，那现在的物价会涨得更加厉害。事实上，人民银行一直在不停地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货币的供应，即通过买了外汇将人民币发出去以后，又进行“对冲”，通过发债券、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手段，把人民币收回来。
要解决短期的“货币多”问题，其实质还是要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出口占G D P比例过高的状况。但是，这些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揉在一块，怎么下手？要做到决心大、方向明、讲艺术。
“决心大”是说，一定要下定决心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这个绝对不能叶公好龙，不能因为看到在调整中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手就软了。
“方向明”是指长短期问题摆在面前，解决方向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清醒，不能再单靠银行来解决问题；靠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也是有风险的。
还有，结构问题不只是产业结构问题、自主创新问题，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结构问题就是扩大消费。扩大消费要有战略性的措施，我们不可能拼命靠涨工资来扩大消费。
社会融资总量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后的行政变量。真正要调控好，把握好货币政策，仍然要靠历史的数据、经验积累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指标的配合。要多运用汇率、利率等手段。这就得“讲艺术”。
坚持对房地产泡沫要逐步刺破、政策逐步出台的原则。不能太急。现在政府承诺太多了，政府很被动。
此外，要充分运用好外汇储备，短期是为了解决内外收支矛盾，鼓励走出去。长期是为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现在能源、资源什么都缺，赶紧用外汇出去买东西。
最后，促进消费增长，要着眼于非工资收入增长的改革，比如降低投资门槛。老百姓钱哪里来，一个是工资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只有赚钱了才敢去消费，同时要推进变现国有资产存量的改革。
赵晓：优先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口述|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晓
中国经济应该优先解决的是公正的问题。收入分配只是发展的结果不公平，而发展的起点比如垄断、发展的过程比如强拆、发展的结果也就是利益的分配都不公平。
很多人都在谈今年的通胀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在重视且正在解决，所以我认为通胀今年是可控的，下半年就会逐步回落。
我觉得当前中国经济应该优先解决的是公平、公正问题。这个公正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繁荣大家应该比较公正地分享，比如收入分配的调整；一个是经济增长本身也要公正，比如国进民退就是不公正的表现。
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好的发展理念，但是我们在贯彻的过程中打了折扣。发展是硬道理被简化成了增长是硬道理，这既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地方官员还是用增长来论英雄，其考核也还是以G D P的增长来决定，这就会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些矛盾的出现。现在就好像我们的“脑袋”已经变了，“脚”也希望变，但是“脖子”、“身子”没变，所以转型就显得很沉重，整体上要改变过来很难。
大家都渴望改革，但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利益表达的机制和渠道。过去我们的改革主要还是体制内的改革，因为有改革的动力，阻扰也相对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比较容易的改革已经完成，“坛坛罐罐”已经打破，但是有些大的“碉堡”还依然围着。
经济领域的不公正，将导致大家越来越缺乏积极性。比如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出现了去产业化的苗头，纷纷转向投资和投机。这有点像当年的日本，也就是说，他们开始缺乏以前那种脚踏实地干活的积极性了。
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可能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来对抗，这就导致了社会的硬性成本上升。这几年政府维稳的成本上升最快，已经接近军费的开支了。而这些钱还是得由纳税人来出，这也增加了经济运行中的成本。
另外，很多老百姓收入分配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他们的消费就不能增长，中国就很难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内需增长，那么对“十二五”规划的经济转型目标也将产生直接影响。
“包容性增长”是“十二五”规划里的新理念，其实就是更加关注公正，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对中国经济繁荣的共享，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理念落实。
在我们G D P的增长里面，财政收入年增长20%以上，政府的这些收入能不能够更多的转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呢？
赵锡军：要兼顾经济效率
口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赵锡军
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增长和价格上升之间不平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有了不少波动，包括发展过程中动力、结构失衡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等等。我们已经走过了金融危机最艰难的阶段，因此主要经济政策也要从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方案过渡到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常规支持。
但我们经济增长的周边环境跟危机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国际环境比危机之前差了很多，特别是以前出口的大市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另外，由于全球为了应对危机大量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上流动性比较大。
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有些矛盾更加突出，比如就业、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结构不均衡等问题。因此，以前更多地追求规模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今年要做一些微调了，除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外，还要兼顾经济的效率问题。
今年经济发展的压力还在于，除了要做到有效率地增长以外，还有“防通胀”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讲，价格的上升，可能有通胀的因素，是发行的货币太多了，流通中货币太多了导致了物价的上升。而现在，我认为不一定是流通中的货币、通货过多导致物价上升，因此，仅仅通过货币发行的控制，通过货币政策来防通胀，可能不能完全解决价格上升的问题。
当前价格上升的因素非常复杂。现在的价格指标包括消费价格指标、生产价格指标和房价等。这些指标共同的因素是货币流通量，但每一个具体指标的推动因素又不一样，因此，不能简单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必须形成综合的方案。
张卓元：经济需要再平衡
口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卓元
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有四个，首先是物价上涨的幅度，其次分别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社会建设、重视“三农问题”。
中国经济当前的首要问题是物价上涨幅度高了一点，通胀压力比过去大一些。因此，今年上半年需要治理通胀、控制物价上涨的幅度，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将CPI控制在4%左右。
中国经济经过倍增之后，需要再平衡，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如现在投资和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不协调，消费占比太低。同时，第二、三产业发展也很不协调，工业发展速度比较快，第三产业发展不够，因此，在就业、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方面影响比较大。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发展导致物质消耗太高。物质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能源、资源缺口将会愈来愈大，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了。而收入分配也是不协调的，差距过大。因此，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再平衡。
过去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够重视，很多计划都落空了，包括2009、2010年的计划都没有实现。今年说要开工1000万套，但能不能真正落实也是个问题。
还有“三农”问题。目前我们的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但是食用油却大部分都靠进口，我们实际上是“保粮弃油”。
要解决中国经济当前的失衡问题，不能简单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第一位。不能搞粗放扩张，不能去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不能攀比GDP，应该扩大消费、发展第三产业、节约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