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权信用遭降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狼烟四起。
9月，全球金融市场再次陷入动荡之中。眼望惊慌失措的金融市场，《英才》记者就经济大势的敏感话题，采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他是少数几个在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V型”反弹后继续提醒市场更大的金融风暴还将到来的经济学家之一，始终扮演“乌鸦嘴”、少数派。
2010年《英才》6月刊“复苏的隐患”中，王建指出，“美国把危机向后拖延的做法，能够保证它去年‘V型’反转和今年适度增长，但它保证不了明后年，明年危机就要露头了。”
2011年《英才》1月刊“经济学人预测2011”中，王建再次预警，“2011年，美国第二轮的冲击一定会来，而且会使全球经济都往下跌，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
现在，王建又会如何看待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美国或萧条10年
《英才》：现在的危机与2008年那场危机的关系是怎样？
王建：这场危机是上一次危机的延续，上一次危机的原因是大量的负债以及背后制造出的资产泡沫。危机前，资产和负债是平衡的，当资产泡沫破了以后，就剩下债务了，而债务是必须偿还的。上一次危机发生以后，该偿还的债务实际上都没有偿还：一个是把它掩盖起来，允许有毒资产按原价计价；一个是把它冻结起来，将持有期往后推两年（即2011年）。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偿还期，很多银行金融机构还是还不了，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新一轮的信用违约。
《英才》：在规模上，这次危机与上一次相比会有多大？
王建：现在只是各方面的估计，因为他们通过修改会计规则把所有的问题都遮盖起来了。从第一次危机爆发出来的情况看，当时说美国的有毒资产大概在两三万亿美元。
现在这次危机还不光是次级贷款问题，很多当时信用还比较好的家庭贷款户买房的房贷，到现在看来也成为坏账了，因为房价不断下跌，累计到现在已经下跌三分之一了。还有一部分商业地产也变坏了。
因此现在整个坏账规模比之前还要大得多，如果当时是2万多亿美元，现在肯定不止，然后还有在此基础之上演变出来的衍生金融品的规模则更大。
美国各方面的基础贷款为20多万亿美元，经过金融衍生化以后就变成了600万亿美元衍生金融商品规模，放大了30倍。
《英才》：很多人将这次危机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相比，但是与当时相比现在美国政府知道如何运用宏观政策了，宏观政策能否防止当前的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并促发大萧条？
王建：如果宏观政策能够避免大萧条，那怎么还有现在的二次探底呢？
我们现在的危机与以往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一样了，现在是“资产报表式危机”。先是资产泡沫吹大了，然后大家以为自己有能力负债，因此负债增加了，负债形成了购买力，把经济拉得繁荣起来，但是当泡沫破了之后，债务被剩下，资产却消失了。这个债务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它最终需要从生产中产生的利润去填补，而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
新千年以来，美国真正的负债体现在它的贸易逆差上，大概有7万亿美元，而我估计美国实体经济每年产生的利润中能用于填补这个债务窟窿的资金也不过5000亿，至少它要填10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泡沫破灭后好长时间没有走出来，因为这种新的危机形态导致了金融机构在好长时间内都缓不过气来。
在资产负债表被修复之前，它就走不出这场危机。危机的爆发可能是一瞬间的，但它的萧条期很长。美国这场危机导致的萧条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我说它至少要10年。
动荡的欧美
《英才》：至少表面上看，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大程度上与欧债危机有关，但你认为真正的危机在美国，而欧债危机则是“半真半假”，如何理解？
王建：希腊的危机是真危机，但如果把它放在欧元区里看，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现在出现主权债务问题的6个欧洲国家总的问题主权债也就是2万亿，此6国的G D P在欧元区里只占三成。美国提高一个国债上限就2万亿美元，如果欧元区多发2万亿货币，这问题不就平了吗？
因此问题是说德法要不要救。而德法救不救关键在于这些主权债务出问题的国家是否会让渡国家主权。因为导致现在不稳定的原因正是这些国家在财政上没有纪律，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滥发国债。德法现在就是在逼这些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解决财政不统一的问题。实现财政统一，整个欧洲经济就可进一步整合，这也正是德法最初搞欧盟时的一种设想。
《英才》：如果财政得到统一，德法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王建：当然，实际上对整个欧洲也是好事。欧洲整个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和美国匹敌，但是十几、二十个国家边界把它的力量给分散了，就没法和美国抗衡。现在看到美国在这场危机中要倒下去，世界力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谁来接替这个权利真空？欧洲现在是跃跃欲试。
你看当前世界上有两大经济区域或国家团体在谋求复兴，一个是东亚（中国）、一个是欧洲，他们先后都曾是世界经济的老大，他们希望找回过去的位置。但欧洲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他们按单个国家来算都太小，德国人口只不过8000万，而美国是3亿，但是整个欧元区加起来则有5亿人口，比美国还要多。欧洲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借这场危机谋求在政治统一上向前走一步。
《英才》：也就是说，从整个欧元区来看，欧债危机其实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危险？
王建：现在它是成心把问题放大。美国是千方百计把它的债务遮掩起来，欧洲则把它以前不放入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东西都要放进去，它自己曝光，要把自己的问题都翻出来，然后把资产负债表修好。
你看日本主权债务率200%都过了，为什么它不崩溃？因为日本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它通过过去15年时间一点一点把当年的窟窿给填补上了。
一旦欧洲也能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了，把债务问题解决了，它比日本要强劲多了。所以欧洲现在要主动曝光自己的问题，用这些问题逼这些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就范，让欧洲的政治统一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样欧元先天设计中的一些问题——只有货币统一没有财政统一，也就没有了。有了财政统一就有了财政工具，美国再用三大评级公司降人家级，说人家货币有问题，也就搞不动了。
《英才》：那你对欧元乐观吗？
王建：现在欧洲即使想往前走也不是一步就能够办得到的，一定是痛苦的过程，甚至不排除还有另外一个前景，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或者这些主权债务出问题的国家政治上出问题，你看这些国家国内也出现了游行。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好的目标，朝这个方向走，但能不能走得通，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也许真的能够走到财政统一那一步，那还有个两三年或者更长时间，但这个过程中，欧元还是动荡的。美国因为经济问题在动荡，欧洲则因为政治问题在动荡。
紧缩不能解决问题？
《英才》：你怎么看人民币的走向？
王建：人民币对几大货币肯定是升值的。当前升值的货币主要有美元、日元和人民币，但它们升值的机理是不同的。美元升值缘于大量资金回流美国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债务清偿，日元升值则是因为它已经修复了资产负债表，而人民币升值则是因为中国经济好，有外贸顺差。
也有一种观点说是不是现在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好时机？对于这种观点，我是强烈反对的。我们预测中国到2020年才能接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在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是在一战前，但是美元接替英镑成为世界主体货币那是30年以后的事情。中国现在G D P规模还没有美国大，就要当世界货币吗？
过去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人民币汇率为什么可以不动？就是因为人民币是不开放的，投机资本想大进大出不行，现在你若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没管制，那么外边的恶性的金融波动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内。我们千万不能走这一步，这对中国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
《英才》：如果外围市场持续处于动荡之中，中国是否需要出台某些应对政策？
王建：现在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来了，对中国的主要负面影响是外需大幅收缩，我们现在所谓对冲是用国内需求扩张对冲外部需求的萎缩。如果中国想要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8%以上），那就只能靠内需。而扩张内需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方面是调整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是加快城市化进程。
《英才》：如果外需萎缩太严重，中国经济还能承担得起新一轮的经济刺激吗？
王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增加投资就可以的。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过剩的状态，而过剩则产生于分配关系不合理——分配储蓄投资的太多、分配给消费的太少。究其原因，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市场体制造成的，占有资本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成果，收入差距由此扩大，这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3.3倍左右，这是由于我们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造成的。
所以中国现在的分配不合理是体制和发展战略两方面造成的，只要这两方面得到了调整，内需就会出来；而如果不调整，还要再去增加投资，就会更加过剩。
投资在发生的时候需要购买很多东西，因此其短期效果是需求。但在投资完成之后就形成了供给。你要解决长期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结构和城乡结构这两大结构扭曲问题中下手。
《英才》：在短期宏观货币政策上，大家现在都在争论，货币紧缩政策要不要持续下去？
王建：我是强烈反对货币紧缩的，通胀不是产生于货币多，而是产生于输入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你用紧缩来解决，只会出现通胀下不来、经济下来了的局面，而这也正是我们过去半年多时间所看到的。
美国经济是走不出来，欧洲有希望走出来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走出来，只有中国是有条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但我们现在货币紧缩政策是一个失误。它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今年底明年初中国经济出现一个自由落体式的下滑。
根据在于现在大量银行体内的资金就像动脉给割断了似的往外流，民间的高利贷盛行。谁要这些钱？一些是虚假的，卷款跑了；还有一部分是银根紧缩以后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只有从市场上借高利贷。高利贷发放的高峰是7、8月份，倒闭的高峰则会在半年以后就是今年底明年初爆发。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被我们自己政策搞坏的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