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英才杂志社社长 宋立新
嘉宾：
德勤全球副首席执行官 Brian Derksen
东软集团董事长 刘积仁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RamadoraiSubramanian
住友商事专务执行董事 梶原谦治
美国驻华大使 骆家辉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邵宁
（以上按发言先后排序）
如何在低谷期调整结构？这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现实问题。
7.5%的GDP增长目标，显示出中国政府提高经济增长含金量的决心，但增长放缓是必然的结果。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在减缓的阵痛中寻求发展方式的调整。于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调整和变革，成了重振世界经济的重要看点。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4月2日召开的“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与认识误区”分论坛中，几位不同背景的中外经济界人士，道出了自己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看法。
主持人：请每位嘉宾结合自身的故事，讲讲人生当中印象最深的变化。
Brian Derksen：在20-25岁的5年期间，我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三大决定。1972年，我从一个加拿大小镇搬到美国；一年之后，我碰到了我的妻子，并决定在两年后结婚；在1978年，我加入德勤。这三个变化，决定了我现在的生活、职业生涯以及世界观。
刘积仁：我的人生重大变化更像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我经历过吃不饱饭的童年和“文化大革命”，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我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之后的赴美学习更让我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我那时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并成为了一名教授。回国后，我突然发现做学者也需要钱，因为我想拥有同美国一样的工作环境，同时，我还需要研发经费，需要买设备。这就迫使我通过创办公司来赚钱。赚到了钱，我又慢慢明白，赚钱的路是要花更多钱的，所以我再也回不去了。这让我异常想念当教授的日子。
Ramadorai Subramanian：我首先想到的是4个月之前我做了祖父，这对我而言是很重大的变化。从管理角度而言，我在塔塔各个公司曾经担任过不同的非执行类的工作，也在其他公司担任独行董事，同时是一些经济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近期，我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成为了印度总理的顾问，负责印度关于技能发展的工作。
梶原谦治：我出生在日本四国岛的小村庄，父母务农。当时日本很贫穷。对我来说，个人最大的变化就是进入商社工作。我23岁进入公司，到现在工作了41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在英国待了12年，后来到了美国，到中国也3年了。国外生活让我积累了比别人更多的经验。这41年来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当时规模不大的企业，如今在金融、IT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日本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应该先预测到这些变化，然后再改变自己。这样才能让企业在40年之后生存得更好。
骆家辉：我个人最大的变化源自我的孩子。我结婚比较晚，第一个孩子是在我当选州长之后两周出生的，第三个孩子是在我卸任州长两个月前出生的。他们对我的改变就是，我会尽可能地待在家里，在孩子睡前给他们讲故事。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你的孩子不会因为你去参加了什么会议而记住你。但如果你能出席孩子的第一个钢琴比赛、第一场足球赛或者第一场个人演出，那么孩子一定会记住父亲。
邵宁：上山下乡年代，2.7万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我是其中之一。在延安的4年半，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那4年半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我很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并且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我一直在努力，凭着对国家、对百姓的最基本责任感和良心，把该做的事做好。
主持人：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之路并不顺利。除交通领域外，哪些领域的投资会更容易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
骆家辉：大家对于美国政府有误解，认为美国政府对各大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项目掌握生杀大权。其实，在美国进行的成千上万个国外企业的兼并和收购项目中，只有96个项目是由政府直接批准的。因此，并不是每一个赴美投资项目都要由政府给予批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哪国的企业，有一种投资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那就是从零开始的建设项目。这完全不需美国政府批准。
主持人：美国一直强调，中国政府给大国企很多补贴，这是在搞不正当竞争。
请问邵宁先生，你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邵宁：这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不了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切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财务关系，切断补贴渠道。这在朱镕基总理时代已经做到了，有5000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实施了破产；国企改革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彻底市场化。上世纪末，中国的国有中小企业已经彻底民营化、市场化，现在中小企业的层面已经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了。
目前，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是公众化、市场化，通过资本市场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上市公司，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现在，中央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都已经进入上市公司。欧洲的国有企业改革大概也是这个路数。
主持人：原谦治先生，你认为中国从日本的发展中能够借鉴哪些经验？
梶原谦治：当前，中国企业的产品只在本国市场生产和销售，而日本企业则能在中国市场上生产商品，销往世界各地。住友商社在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这可能是中国企业所没有的。所以，如果两国企业通力合作，将有新的发展机会。
主持人：从德勤的经验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转型升级应该注意哪方面？
Brian Derksen：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过去的10-20年当中支撑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但这种推动力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中国要想扩大规模，进行升级，应该更多关注研发领域和创新行业。同时，需要更多关注人才培养和教育。此外，中国需要与全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包括供应链、配送链等方面。
主持人：作为制造业标杆，塔塔有什么经验可以给正在艰难挣扎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Ramadorai Subramanian：塔塔集团涉及钢铁、电力、信息技术、电信、饮料、酒店、化学化工等多个行业，行业的多元化使得塔塔能够禁得起各种动荡。塔塔是世界上制造钢铁成本最低的企业。能如此低价是因为在提高自动化和效率方面，塔塔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骆家辉：我想向邵宁先生提问。根据你的经验，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到美国投资时，主要有哪些担心？
邵宁：目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人才不够，对于国外的投资环境，尤其是司法环境了解太少。对于中央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中国政府是支持的，但同时我们也向中央企业提出，在走出去之前必须提升自己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必须熟悉当地的投资环境，尤其是法律环境。如果骆大使想帮助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可能需要办一系列培训班，帮我们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博鳌观点
亚洲国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努力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大家都认为，提高经济效率，加强区域间合作，增加经济内循环，特别是亚洲地区内部的消费需求非常重要。增加亚洲区域内部的贸易来往可以用互补的优势减少区域整体对外的需求量。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给出了亚洲国家走出经济发展困境的有效办法。
中国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储蓄的国家，而不是投资（国家），所以在这方面需要有更好的平衡。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国际级的资本市场。一个更加开放的、竞争性的资本市场，有可能使人民币变成一个更加由市场决定的货币。
——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指出，资本市场上的差异是中美两国目前最明显的经济差异。
没有人知道“去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全球化不只是由政府之间的框架来奠定，主要是由私营企业来推动。去全球化就要消除所有的私营企业，这是灾难性的。
——百事公司董事长兼CEO卢英德认为，以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看，“去全球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