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在当下着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走到改革“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那些“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现任何一项改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的强有力阻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现在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可以用如下四句话来描述：
第一，“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
在中国各地稍作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30余年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势头和市场成长的潜力仍在，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抑或许多农村区域，建设场景触目可及；但来自资源、环境的制约和人际关系的制约，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天气、重化工项目，频繁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和不满更为凸显。
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8%的区间是大概率。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老龄化压力，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等。
但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科技创新红利、社会管理红利，而使这些红利能够如愿释放的关键，是实质性改革能否“攻坚克难”变为现实，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矛盾制约。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可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活力，必须在改革中更多贡献其“正能量”，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资体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无可回避。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互博弈。
改革开放30年来，既得利益渐成局面，尾大不掉。十八大之后，高层明确表述要有“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在体制内“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且与意识形态的阴晴变化迭加。在深化改革与既得利益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问题的赛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
第四，2013年是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下接受历史考验的新起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顶层规划”性质的中央文件，以及理应与之呼应、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先行先试”的创新推进，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一招”。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还要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时间表”设计。今年于财税领域业已于8月1日在全国铺开的“营改增”改革，势必倒逼整体的财税改革和与之联动的多方配套改革。
客观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新起点上的新动力仍然雄厚，但大部分的动力是以潜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潜力释放、真正实现增长模式转变、质量与幸福感提升，必须义无反顾、“壮士断腕”般地推进和深化历史性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