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两年中，中国的债务风险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其中，有关政府债务的争论尤为激烈。从8月1日，审计署启动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面审计，再次将这个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引发了诸多猜测。
有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有很详尽的研究，由于方法、口径上的差异，结论上有一些出入。整理不同渠道的信息，主要研究机构估算2012年底的数据大致在12万亿—16万亿之间。
按这些估算，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与GDP之比约在23%-29%（估计2013年会仍维持在此水平），再加上中央政府的未清偿国债余额以及中央政府担保的债券（如政策性银行债、铁路债等），中国政府部门债务规模约在30万亿-35万亿左右，与GDP之比约在60%-70%。
仅从总量而言，目前这样的债务水平远非不可持续。首先，尽管由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不同，不同国家政府债务负担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平均比较而言，中国政府部门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仍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其次，即使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大国相比，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也并不算偏高，2012年底，印度政府部门债务负担率约在64%，与中国大抵持平；第三，中国政府债务有相当部分对应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长期性投资，这些资产所带来的收益（或综合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覆盖债务的还本付息。这与许多国家政府以消费性支出为主的负债有很大不同。
简单说来，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债务还未到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地步。因此，我有如下几点初步的看法，供讨论。
首先，不应过度夸大，甚至妖魔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从整体上讲，对债务总量的迅速膨胀及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应保持高度警惕，但也不宜过度悲观。在探讨化解相关风险的同时，不应走向妖魔化地方政府债务的极端。适度放权，保持地方经济的活力，是中国既往改革的重要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的职能或应有所调整，但仍会发挥关键性作用，在某些领域的投资活动可能还会长期维持甚至有所扩大，有其客观上的合理性。
其次，推进系统改革，强化地方政府筹资约束。
在根本上，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是引发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的根源，对其规范必然需要系统性的改革。从事权的角度，应加快推进行政改革，厘清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引导其转变发展观念，适当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从财权的角度，一方面需要优化财政体制，理顺中央、地方财政之间的收支关系；另一方面，应合理引导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规范化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在优化期限结构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
再次，积极防范相关风险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在很多人看来，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其可能对银行体系产生冲击。总体上说，目前平台贷款的整体风险仍在可控范围，但也有必要强化监管，防范可能的风险积累。长期来看，除继续严格信贷准入外，还应积极探索金融创新路径，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以更为透明、规范的方式，缓解期限错配问题。而在短期内，则应高度关注偿债高峰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别是流动性风险），积极做好相关政策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