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大打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行为力度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府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打击侵权假冒行为，提升了知识产权质量效益，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但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制售假冒产品、傍名牌、抢注他人注册商标等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特别是以家族亲情利益为纽带，共享渠道信息，分工协作，流水线作业，团伙式作案的侵权造假行为，已经形成专业化运作、产业化协作、地域性聚集的侵权犯罪链条，大大增加了企业维权打假的难度。
一是调查取证难，打假成效受限。侵权人往往采取小批量多环节、分散加工、集中组装、货走人散等多种手法，压缩犯罪时间，消除犯罪证据；通过网络销售、现金交易、异地结算等隐蔽手段，避免留痕，或者即时销毁、篡改交易记录等方式来逃避打击，减轻处罚。凡此种种，导致被侵权企业调查取证难、固定证据更难，无法正常举报维权。仅以网络平台销售为例，某知名电器品牌企业在京东、天猫等网站的授权店为115家，调查发现，实际销售该品牌产品的店铺有711家，其中非授权店铺近600家，更值得关注的是淘宝平台兼售该品牌产品的店铺达6407家，销量无法统计，进货渠道更不得而知。
二是判罚力度太小，不足以震慑犯罪。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如果非法经营数额未达标准，则不构成犯罪，行政处罚即可。权利人可依法向侵权人索赔，赔偿数额可按非法经营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为逃避打击，侵权人往往想方设法降低可能被查处的涉案金额，避免刑事处罚。涉案金额不足五万元以上的，侵权人往往只需支付赔偿金，既无“切肤之痛”，更没有“伤筋动骨”，导致“重操旧业”现象普遍。
三是维权周期长，耗费大量精力。抽样调查显示，浙江乐清电气行业企业维权打假从接到举报到索赔成功、案件办结平均用时3个月以上，复杂点的要2-3年之久，个别案件甚至达到数十年之久。比如，驰名品牌“德力西”起诉“德力西联合”傍名牌之争，历经近30年的缠斗，才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公正的终审判决。
经调研分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性不强。一些监管机关执法力量薄弱、网络打假维权专业知识欠缺；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相关权利人举证经验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其次，我国对侵权产品计价存在争议。涉案金额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非法经营数额”可按实际销售价格、标价、实际销售平均价格、市场中间价格等计算。由此带来侵权产品计价尺度不一，导致同案不同诉、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现象频发。第三，现行入罪门槛过高。现场查获的侵权产品是定罪量刑的关键物证，可是产品、半成品的价格很难确定，使得企业维权力不从心。比如，销售同样批量的假冒产品，销售商因销售金额高构成犯罪，生产商却因批发价格低反而不构成犯罪。罪责刑错位影响了打击的震慑效果。为此建议：
一、建立国家主管机关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双向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听取行业、企业的意见建议，线上线下齐发力，强化网络打假维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督查机制，重点督查企业遇到的跨区域打假难、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滥用等问题；增加行业、企业在知识产权执法绩效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破解地方保护主义，为权利人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
二、建立知识产权侵权人“黑名单”制度，依法依规对线上线下侵权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对制售假冒产品、抢注他人商标、专利侵权的企业和个人实施不同层级的信用惩戒措施：首次被查处的，将处罚等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予以曝光；再次被查处，列入诚信“黑名单”，终身禁止从事该领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三、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从“假冒注册商标罪”切入，尝试适用侵权产品正品化计价（即统一按照正品的市场售价来计算假冒的案值）。鉴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名涵盖商标、专利、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短时间内全面修法不切实际。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建议分情形、按步骤陆续出台相关司法解释，逐步实现侵权产品正品化计价。
四、约束企业名称注册行为，坚决制止“傍名牌”。对于利用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注册的区域性制度设计，申请注册近似企业名称的行为，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区分历史和现实，加强对在先权利人的保护。对于攀附在先权利知名度、主观恶意明显的，应当加大侵权赔偿力度，减少此类侵权行为的发生。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 胡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