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世界范围看，往往只有小公司才有大股东，而大公司都是小股东，GE、杜邦、丰田、松下这些大公司最大持股人的持股量也都只有1%。如果一个公司是一股独大，大致可以断定这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公司。
票商之败是天数，还是人祸？
最近一部电视系列片——《晋商》吸引了我。
《晋商》本是一部经济史料片，又加上电影艺术手法处理，观看起来是一部恢弘大气又有韵味的经济史诗，它讲述了在中国明清两代繁荣了五百年的山西商人群体的兴衰。在极其贫瘠的土地上，无可聊生的山西人唱着《走西口》，背井离乡来到内蒙、宁夏，从磨豆腐，当马伕起步，诚信立身，以义制利，冒常人所不敢冒之险，忍常人不能忍之苦，成功展开了对蒙古、俄罗斯的边境贸易，进而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银行业态——票号。票号集存、贸、汇兑功能于一身，实现了金融资本与商业经营的良性互动循环，晋商从事的贸易一度占到清政府国际贸易总额的40%，朝廷户部三分之一的银子存在山西票号。晋商的成功从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山西大院中可以观其端倪。
晋商的繁荣让我联想起今天的浙江商人群体，浙江商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商人群体之一。浙江商人务实、低调、专业，能吃苦，重信用，创造了浙江增长的经济奇迹：全国百强县浙江占26个，浙江萧绍一带的工业用地地价超过上海，绍兴、宁波的城市房价超过深圳，浙江发达地区的村长都开着奔驰、宝马。
浙江省长盛赞浙江老板“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吃苦精神，浙江商人之间借贷也常常是“万两银子一句话”，没有任何抵押甚至没有担保，但是极少有人爽约。作为中国现代化社会最成功的商人群体，其商业成就也大有赶超前辈之势。
《晋商》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那就是票号群体在走向繁荣巅峰后，为什么在20世纪初集体轰然倒塌。
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入现代社会的转轨时期，西风东渐，整个商业经济经历深刻变革。从金融业来说，西方银行进入中国成为山西票号的主要竞争对手，其经营体制与票号有很大区别：票号大都是家族制、合伙制，而西方银行是股份制，因而资本更雄厚；票号大都采用信用贷款，讲究的是万两银子一句话，而银行大多采用抵押贷款制，信用贷款适用于乡里乡亲的熟人经济，而社会变迁，人口流动，抵押贷款更能在陌生人经济之中使风险大大降低。
山西票商也曾经有转型为现代银行的机会，但是都没能抓住，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要设立大清户部银行，请山西票号主办；第二次是《大清银行通行条例》颁布，对票号注册资本提出要求，山西各票号北京分号筹划合组三晋商业银行，不幸两项让票号与时俱进的方案都被那些深居山西平遥古城大院内的大掌柜一票否决了。时隔六年，也就是1914年，以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为首形成了倒闭风潮。
票商之败是天数，还是人祸？归根结底，票商没能抓住这两次历史机遇。原因何在？这当然有辛亥革命时局变换的客观外部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过资本重组的胸怀关。
我也祖籍浙江，也隐约感到浙商在巨大成功之后的隐忧。浙江商人大都从事制造业，而制造业本身赚取的大都是3%-5%的毛利，设备、产品更新换代很快，离资产近，离钱远，所以，从全球近百余年的经济发展史看，制造业具有更大的周期风险。同时，浙商的企业资本大都来源于私人或家族，主要靠利润积累和银行贷款，很少与其他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或国际资本合作。客观地说，20年经营能赚来的钱再多毕竟是有数的，和国家为背景的国有资本及积累了上百年的国际商业资本比，其抗风险能力还脆弱的多。
从全世界范围看，往往只有小公司才有大股东，而大公司都是小股东，GE、杜邦、丰田、松下这些大公司最大持股人的持股量也都只有1%。如果一个公司是一股独大，大致可以断定这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公司。
远有晋商之失，近有浙商之鉴。现在是考验浙商胸怀和眼光的时候，谁能鲤鱼跳龙门，产生从鱼到龙的质变，谁就能融入这次经济增长的主流。
（本文作者系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