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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读书
哪里有压抑 哪里就有反抗
本刊记者·思邈
日期：
2004-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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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人最本能的反抗，实际上是在反抗死亡。正因为我最直接地面临过死亡的威胁，所以有了更强烈的突破欲望。
嘉宾主持：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系蔡晨瑞
嘉宾：北京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庆
地点：清心居茶馆
主持心语：人的智慧就在于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反抗方式，这样既能实现自我，又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取得可贵的平衡。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是在本能地反抗死亡。可以这样理解：人在反抗中寻求价值、存在、灵感、知识，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永生。
企业家达到自己追求的境界，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永生。忙碌的企业家们往往受到“反抗欲”的困扰。当他们静静地坐下来，细细体味自己的心境，问问自己“我的感觉是什么？”这时会发现，他所讲的都是理由和道理，却不能说出感觉。这是感觉不存在吗？不，它时刻都伴随着他。只不过他觉得“感觉”这种人类最初的本能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靠不住。
事实上，在商业成功的背后，就有感觉的功劳。一些企业家在讲自己的创业经历时，把它下意识地描述为机缘、幸运、巧合、直觉……如果刻意的忽视自己的“感觉”，那它就会反抗。它会出现在你的梦里、口误或笔误中，它会使你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模式莫名其妙的失灵，这就是“反抗欲”从个体内心世界逐渐向外在世界显现的结果。
不再霸道
蔡晨瑞：反抗欲有内在和外在的意义。内在的意义指的是对现状的不满足，比如一个学生，家长催促你早点起来去上课，但你自己却很想睡懒觉，这就会在心里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这种心理外延，也许会对教育不满，从而去反对现行的教育制度，这就是反抗欲的外在意义。有时反抗欲还会升华为革命这种剧烈形式。
郭庆：一个人只有不满足现状时，才会想着去突破。我成长在“文革”时期，那时强调的就是一个“破”字。1966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不上课，到外面闹“革命”，参加全国的大串联，12岁就跑遍了全国。
蔡晨瑞：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郭庆：我们那时候出去坐火车，一个车箱里分四层：行李架上挤满了一层人，椅子背上坐满了一层人，椅子上也坐满了一层人，椅子下面再趴满一层人。有次从上海去青岛，火车哼哧哼哧开了好几天，人挤得不能动弹，最后腿全都肿起来，用手一按一个坑。
蔡晨瑞：父母不管你吗？
郭庆：我父亲是人大的教授，那时候正在挨批斗，自顾不暇。“文革”时每个人都处在一种狂热的情绪下，谁都管不了谁！
记者：你有过什么过激的行为吗？
郭庆：肯定有。那时候人民大学是闹得厉害，当时分了好几派，我们常常跟着一些武斗、打仗，什么都干过。那时候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今天是好人，明天就可能成为坏人！
蔡晨瑞：你反抗过你的父母吗？
郭庆：当然。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去宜川插队，后来给我写信叫我去，我心动了，但如果把这个事情告诉家里，家里肯定不同意，因为那时太小，才14岁。于是我就偷偷攒了点粮票，准备去陕西。但临走的前一天，那个朋友因为打架让人给抓了，我就没去成。
蔡晨瑞：这和年龄有关吗？
郭庆：年轻的时候比较冲动，别人说什么都想反驳，喜欢争论；大了以后，这种直接的反抗就少了，但是内心的不满足还是有的，想要干点事情，想要突破现状，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了。
记者：有什么不一样？
郭庆：年轻的时候更多地是去破坏，但后来更多地是想着怎样把一件事做成功。
记者：有具体的事例吗？
郭庆：当时人大的红卫兵革命造反队是我挑头弄起来的，越闹越大。后来我变得比较温和，对人对事多了一些包容，不再是那种很霸道的人。
差点死
蔡晨瑞：你是什么血型？
郭庆：O型血。
蔡晨瑞：O型血的人领导力比较强。
郭庆：我的独立意识很强，“文革”一开始，我就基本上在外面跑，自己支配自己。父亲、母亲和我，当时都属于不同的派别，为一些问题还常常在家里面争吵。
蔡晨瑞：你是属于“断奶”比较早的人，所以反抗精神强？
郭庆：反抗也要适当地引导，你不能胡乱反抗。比如你很穷，想赚钱，但为此如果不择手段，就会走上邪路。
蔡晨瑞：人一般分为感觉、思维、直觉、情感四种类型，我感觉你基本上是属于感觉型的。就是说，这个地方你感觉舒服，就能呆得住；如果这个地方让我感觉不好，那它再好对我也没有意义，你就要谋求到新的环境中去。听说后来你去了煤矿？
郭庆：本来呆在农村不想走，后来还是觉得工人毕竟比做农民强一点。那时候农村最好的生产队一天才挣8个工分，1个工分是三分钱，到煤矿后，一个月能挣50多块钱。但到了煤矿，才知道多么冒险。
记者：有过什么风险？
郭庆：头两年我一直在井下工作。井下的大石头龇牙咧嘴的，几乎每天都有事故。在遂道里掘到一定程度后，就要崩煤——挖一个很大的山洞，让煤自己往下塌落，然后装上小车运出去。有一次我们正在崩煤，突然掉下一块小石头，飞向我身边的一个矿工。本来我们都带着安全帽，一个小石头根本不算什么，可他偏偏歪头去躲，一下子磕在旁边的木棚上，尖尖的树杈一下子刺穿太阳穴，一个生命在眨眼的工夫间完了！
记者：你害怕吗？
郭庆：肯定害怕！有时正干着活，突然那边有人高喊“出事了！”，我想跑，可腿止不住地直打哆嗦。
记者：你想过要从井里出来吗？
郭庆：后来当了团支部书记，就不下井了。
蔡晨瑞：是什么机会让你上来的？
郭庆：干活卖力呗！同时还因为喜欢读书。那时候我常常为矿上广播站写通讯稿，有时候还出一些黑板报，领导觉得我不错。我从1978年开始正式读书，整整十年寒窗苦读，最后拿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记者：你觉得这都是你通过反抗获得的吗？
郭庆：人最本能的反抗，实际上是在反抗死亡。正因为我最直接地面临过死亡的威胁，所以有了更强烈的突破欲望，让生命力尽兴地爆发，通过反抗去获得新生。
不舒服
蔡晨瑞：年轻人，就是要反抗社会，表现得特别冲。当他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反过来，追求内在价值的实现。一般来讲，人在40岁之后，就开始寻求内在的心理完整，或者叫心理价值。
郭庆：对。哪怕他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上，也可能不满足。当初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国务院研究室出来了。做理论研究的时候，你可以“胡说八道”，能够更多地自由发挥；但在政府部门里面工作，你能自由发挥的东西就非常少，基本上是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心里有什么想法，不能到外面乱讲。
蔡晨瑞：那时候你多大？
郭庆：将近40了吧。1990年到国务院研究室，1992年出来。
记者：有没有感到特别压抑的事情？
郭庆：我原来做过粮食问题的研究，当时我就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但领导批评：谁说不够吃？我们要批判这种消极悲观的论点！
蔡晨瑞：你当时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郭庆：从我的本性来讲，我还是不喜欢呆在政界。
蔡晨瑞：不喜欢只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喜欢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兴奋、难受、悲哀、沮丧等等。
郭庆：其实我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还是很理性的，悲哀、兴奋都谈不上。我们这代人，对政治还是有兴趣的。如果说我为政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后自己却成了牺牲品，那我肯定会悲哀和沮丧。也许有点郁闷吧！
蔡晨瑞：这恐怕和你的年龄有关。小孩子刚一生下来，感觉特别敏锐，总是用感觉来说话。比如说不高兴了，就会马上哭出来。随着社会经验递增，感性的东西多了，理性的思考多了就变得越来越理性。可能现在你总在用理性说话，好久不用感觉了！
郭庆：那时候感觉非常强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命运联系得太紧了！我们会为一首好诗发狂，也会自己去试着写点东西发泄内心的感受。
蔡晨瑞：后来你到了中房集团，进入企业后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郭庆：不舒服。这是国有的房地产企业，机制上还是有问题。有一句俗语，叫“塔吊一立，金钱美女都有！”很多人不关心结果，只关心过程，只要有饭吃、能捞到钱就行。而我要的不是这个过程。
记者：你的反抗欲带来过什么积极的结果？
郭庆：在中房集团呆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意思，1995年底回到北京。没有什么事可做，就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时一分钱也没有，向华远借了200万启动资金，接了一个二手的项目。用这笔钱付了定金后，就到处找买家。很偶然的机会，和兵器工业总公司谈成了，把这个项目全部买了，钱一下子就周转过来了。如果这个项目没做成，那就完蛋了。
蔡晨瑞：但你似乎变得越来越理性。如果只凭感觉行事，你肯定早就和社会各种规则相冲突了。之所以不违规，就是因为你的理性一直在平衡着自己。
独立成章
郭庆的“反论”：
房地产曾经是一个暴利性行业，所以在这行业里面的人容易养成一种短视，喜欢操作一把就完事。有些人无限膨胀，恨不得两年上《福布斯》排行榜，三年进世界500强。其实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想长跑，还是进行百米冲刺？如果跑一万米，你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那肯定要完蛋。
如今的房地产行业已告别了暴利时代，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正常利润或者再稍低一些的利润就可以了。我们不求迅速扩张、上规模，只求稳，稳扎稳打。我觉得一年开发五六万平方米，虽然项目不是很大，但很踏实。一个项目周期长，成本就很难控制，时间一长，资金、政策、人员等风险都可能遇上，利润必受影响。
当然，企业主都想做百年老店，这需要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不能刻意追求。国际上的百强企业没有房地产。在北京，房地产再干个10年、20年甚至30年都没问题，但地产也会有生命周期，作为社会的建筑，它也有青春期，总会进入建筑的老年化，所以我只求稳，稳中体现品质与信誉。
郭庆的“正面”
郭庆，北京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1969年中学没毕业就跟随父母下江西“五七”干校，1971年回到北京后下乡插队，1973年在北京门头沟做挖煤工人。1978年进入大学深造，10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1989年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参与了很多政府工作报告和领导人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并出版了《中国粮食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等数十万字的专著和理论文章。1993年进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1996年成立了北京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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