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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的非常旧事
曾复元
日期：
200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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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喜欢问我：“你的书法是什么体的？”我就毫不犹豫地问答他：“大字报体。”
贵为帝胄
我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姓启有什么不好呢，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有人给我写信称我为爱新觉罗·启功，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
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
一次，我和朱家缙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俩不由得相视大笑。
我是清代皇室后裔，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生于公元1912年，虽贵为帝胄，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
我的父亲有肺病，母亲过门一年后生了我，第二年父亲便过世了，父亲死在南屋，据佣人们说，他们能听到南屋里常有（口邦）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一样。
有一回，我五叔的奶妈好好的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元。”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到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按照奶妈说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元，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长大的。
师从名家
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渐渐在诗画方面有了些小名气。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溥儒，当时，他被公认为“王公艺术家”，按姻亲关系论，还是我的表叔，现在看来，他对我的教授和影响是全面的。
一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和他切磋画艺，当时有南张北溥之说，所以大家都前来观摩，只见大堂中间摆着一张大案子，两位大师面对面各坐一边，这边拿起画纸画两笔，即丢给对方，对方也同样。接过对方丢来的画稿，这方就根据原意再加几笔，再丢回去，没有事先的约定，也没有临时的交谈，完全根据对对方的理解，如此穿梭接力几回。一批精美作品便产生了，幅幅神完气足，浑然一体，看不出有任何拼凑的痕迹。不到三个小时就画了几十张。中间还给旁观者画了几幅扇画，我还得了大千先生的其中一幅。
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开棺材铺，曾给齐白石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他总管我叫小孩，常念叨：“那个小孩怎么老没来？”我跟他确实学了不少东西，比如他擅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道那些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面，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
一次我看他治印，他是直接把反体的印文写到石料上，对着镜子稍微调整一下。在刻一竖时，他对我说：“别人都是这边一刀，那边再一刀，我不，就这么一刀，就是所谓的单刀法。”说完，一刀下去，果然效果极佳，一边光顺顺的，一边麻渣渣的，金石气跃然刀下，这就是功力。
如此师长
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应该是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他是广东新会人，从前，他是辅仁大学的校长，我没有文凭，他看真本事，让我做了老师。我去听他的课，最初看他板书时每行（竖写）只写四个字，非常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就知道了。我坐过去，才明白写到第四字，最后一排恰巧能看清、看完整。再多写一个字，就被讲台挡住，学生只有站起来才能看得见。仅此一件小事，就能看出老师是多么用心。
还有一次，辅仁大学的教授英千里出任北平市某一局局长，想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一个“自己人”做帮手，帮他管一个科室，不知怎的，想到了我。我当时有点动心，但又拿不准，和一些人商量，也莫衷一是，便去请教陈垣老师。
老师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我说：“她不太懂得，让我请教老师。”
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
老师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无宦情，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我恍然大悟，写了一封信，婉转谢绝。写好后，拿去给老师过目，他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话：“值30元。”这话真是大有禅意。
陈老师还很有手段。一次我花了20元，买了一张破山和尚的条幅，挂到教员休息室供大家欣赏，正巧，陈校长推门进来，看了十分喜欢，便对我说：“你这是给我买的吧？”我当然连声说：“是”，他便高兴地笑纳了。其实我真有点舍不得。
后来，我住黑芝麻胡同，花四元钱买了一幅陈兰甫的对联，写得非常好，陈校长听说后特意坐他的专车到我这儿来看，进门一看又说：“你这是给我买的吧？”我又连忙坚定地说：“是。”他知道，如果给我们钱，我们也不会收，不如用这种开玩笑的方法，彼此更融洽。
大字报体
1958年，我被补划为右派，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当时对摘帽分子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
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
抄大字报是我的强项，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抄大字报不用刻意地挑好纸、好笔，也不用讲那么多的排场，一只秃笔，几张彩纸，甚至报纸，边抄边聊即可。越是这样，越没负担，越可以挥洒自如。
相反，到我后来出名之后，人们给我准备了最好的湖笔，最上等的撒金乌丝格，甚至名贵的蜀绢，一大队人簇拥着，有的要给我抻纸，有的要给我研墨，有的要给我照相，一边还不断地评论着赞美着，我倒心理别扭，放不开，写不好，总怕浪费了这么好的材料，对不住这么多的人情。
所以我对抄大字报情有独钟。后来，总有人喜欢问我：“你的书法是什么体的？”我就毫不犹豫地问答他：“大字报体。”
“文革”以后，我住在北师大红六楼宿舍，前来造访的人络绎不绝。早晨六点多钟就有人抢占地形，有到晚上九十点钟还不肯劝退，有的当然是公务，有的纯属私访，有的事先约定，有的突然袭击，公务当然耽误不得，但私访有时也不好得罪。后来我实在支撑不了，就在门上贴张条子：“启功因病谢客”，但很快就被人揭去。只好躲到招待所，没几天，消息灵通者又闻风而至。最后索性躲到钓鱼台去。
平心而论，我是愿意为我能尽力的事业贡献一切力量的。这是难得的春天，虽然它来的有些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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