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国内“转基因派”因新一届农安会的“平衡发展论”郁闷之时，6月24日，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领衔，湖南西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三方合作成立的杂交水稻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袁的转向对于一直主推基因稻种植商业化的“转基因派”，无疑将是一项重大利好，借助袁的声威，基因稻的商业化有可能会冲破重重限制。
而对于转战基因稻，袁隆平坦言：“实际的研发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温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按常规方法，要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已不太可能。我们的‘常规武器’全身解数已经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研发必须依靠转基因手段。”
科技博弈还是利益博弈？
巨大的利益驱使着持有转基因技术的一些生物公司，不遗余力的促进着基因稻的商业化。而反对派明确指出，这已不仅仅是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的讨论，而是转基因水稻科学家身后的商业动力和他们的钱袋在作怪。
2004年底，这场争论掀起高潮，“转基因派”由16名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发起强攻。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李振声、石元春、李家洋，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等16名专家学者联合起草了《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递交到国务院，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该建议中提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抗虫稻在整个种植季节可基本不施农药且可增产12%，同时也可缓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但是同时，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也于12月2日在北京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表了《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报告，呼吁中国对农业转基因技术谨慎应用，并对中国可能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的消息表示忧虑。
而左右这场较量胜负的裁判是负责我国转基因安全评价工作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因此，两派争夺的战火也蔓延至“农安会”。
第二届农安会委员由74位专家组成，成员主要来自农业部、发改委、科技部、卫生部、商务部、环保总局、教育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门。
相比于第一届农安会成员中，60%的成员主张推广转基因生物技术而言；第二届委员中，反“转基因派”的力量大大增加。
一度引发争议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广”问题，不出各方所料地再度被推向本次会议谈论的前台。
而来自环保及生物安全方面专家及部门人士表示，考虑到转基因作物可能与野生亲缘作物杂交，会造成“基因污染”，而抗虫害的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对其毒素有抵抗力的害虫获得生存优势，成为新的“超级害虫”。
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生物技术是否推广短期内难以有一致意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可能就此搁置。这也令“转基因派”颇为不爽。
生化危机真会实现？
一直以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备受争议，至今也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因此目前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转基因技术用在主粮的生产上。
但是袁隆平认为要就事论事。他表示：“我们研发出来的第三期超级稻对人类绝对是安全的！”他的安全理由很简单：超级杂交稻是通过转移玉米基因和野生稻基因来实现的，而玉米和野生稻本身是可以食用的，所以它不存在安全性问题。
而对于其他转基因植物存在安全性顾虑，袁隆平指出，有些转基因植物特别是抗虫的，含有一种物质叫做BT毒蛋白，这个东西大家很关注，因为虫可以被毒死，因此它对人是否有害很难说。
袁所说的BT毒蛋白，被称为“生物工程炸弹”（Bacillus thuringiensis），它是一种“嵌入”树木的DNA后自然生成的毒素。
在我国，至少有7个省就栽种着100多万株含有这种毒素的白杨树，这些树因此有了很强的自卫能力，拥有了自卫系统，害虫吃这些树的树叶，等于自杀。
而在美国，也至少有69个转基因树木野外试验，只是他们的大部分野外试验场的面积不超过2英亩。并且，按照美国农业部的规定，试验用的这些树必须接受严格监督，绝对不能长到开花、授粉的阶段。
由于推广阻力大，一些转基因树木的研究中心开始从美国转移，而转移的方向就是发展中国家。
杜克大学地球变化中心主任、生物学教授罗伯特•杰克逊博士忧心忡忡地说：“坦白地说，总结出转基因树木可带来哪些经济利益，这很容易。但要总结出未来人类将付出哪些代价，如果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人类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纠正错误，则困难得多。”
记者打电话给与袁隆平合作的湖南西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杂交水稻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刚刚挂牌成立，对于转基因污染问题，他们认为对于基因稻而言这是无稽之谈。
警惕跨国公司阴谋
近年来，我们国家对高科技产品存在着一种过度的渴望，将一些尚未全部认清的科技产品大量推广，尤其是生物基因技术的泛滥。
这好比是给无知小儿一把枪，让他拿着枪，在闹市中穿梭嬉闹。而他并不知枪的作用和危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大豆产业应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说，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缴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现在，有很多拥有生物基因技术的组织希望中国跨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一步。这背后有政治势力，也有大的利益集团，使得本来只是一个科学争论的问题，却发展成高度紧张的利益集团对峙，而他们所说的解决粮食问题的目的不能不让人怀疑。
对此，ANBOUND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张巍柏称：“当心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实验所”。
其实，在所有的新技术领域，都可能存在对人类不可预见的生命危害或环境危害。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纳米技术也被最新科学证明，“游离的纳米颗粒和纳米管可能会穿透细胞，产生毒性”。而一旦中国成为这些新技术的实验场所，那么中国也将直接遭遇未来新技术不可预见的危害！特别是在生物、医药，以及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生活环境领域。
更可怕的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对跨国公司的研发实验制定相关的管制标准。因此，至少要强制他们执行他们在原国内所遵循的管制标准，才不会让中国人成为高科技实验中的“白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