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带丛林中旁若无人地涂抹颜彩,与13岁的土著妻子肆无忌惮地撒野,这是法国象征主义画家高更典型的生活场景。原是巴黎证券经纪人的高更,人到中年突然听从内心的召唤,抛弃一切将自己放逐到南太洋的塔希提岛上。英国作家毛姆以此为蓝本,写了著名的《月亮与六便士》,高更被描述成一个对名利无动于衷,在塔希提彻底平息了对文明社会失望、厌倦的人。
提到高更不得不提梵高。两个同样愤世嫉俗的人互相欣赏,又彼此伤害。梵高因为与高更的艺术观点尖锐冲突而发狂,愤怒之下竟然割掉自己的耳朵。高更曾经像梵高一样选择自杀,只是他幸运地获救。
野蛮得惊人,高更的画作散发着浓厚的原始意味。灼烧我的不只是耀眼的夺目,或许还有不够彻底的宿命。他那焦躁的拒绝与不安的渴望,直指人心。
心到底是什么?一个商界朋友曾为此大为苦恼,于是他拜见了一位藏传高僧,上师只点拨了一句“心是希望与恐惧”,这位朋友听罢热泪盈眶,从此觉悟,心即刻有了安放的地方。
很年轻的时候读《百年孤独》觉得荒诞不经,从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到最后一个守护者身上,同样的怪事总是反复出现,以至陷入循环的怪圈中。终于有一天懵懂,无论文明怎样演进,人类内心的某些东西是不会随之发生改变的,就好比100年前人的孤独感和现代人会有多大分别呢?
2007年5月9日,当中国股市终于站到4000点时,开户股民也冲到9000万,媒体称这是资本市场全民的狂欢,心理学家解释为全民的焦虑,而经济学家描述成预期不明。“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西方学者则作如是注脚。
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给中国带来从容的国民心态。当人人火急向财富时,历史在似曾相识中翻演。一如300多年前的荷兰,几乎全体荷兰人都参与到郁金香的期权交易中,1637年一株郁金香花球能卖到一座别墅的价格。仿佛80年前后的美国,一个鞋童给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推荐股票时,洛马上意识到“该是离场的时候了”,于是他成功地躲过了1929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股灾。好似20来年前的日本,1989年日本股市价值占到全球股市的45%,东京皇宫附近的地产价格可以买下美国的整个加州,第二年股市泡沫破灭,日本经济至今未走出阴影。
作家阿城曾怅然若失地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我喜欢那个时期,就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不焦虑的人,他们在看莫奈、看梵高、看康定斯基,看左翼引进来的麦绥莱勒、柯勒惠支,表现主义的格罗兹,还有鲁迅喜欢的比亚兹莱。”这番话当下听起来很不主流,甚至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更加的焦虑。
中国的禅宗智慧里有一种被称作“定”的。普通人的聪明智慧,禅宗认为只是智巧。大智一定要从“定”才有,从“定”才能破悟。大学问家梁漱溟将“戒、定、慧”耐心地解释给洋人听,并将自己的儒佛思想梳理成书《这个世界会好吗》。当全民性财富焦虑弥漫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不妨套用梁先生的这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