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面对人生的选择。这种选择有的人还不止一次。
同样，曾经的奥运冠军也要面对选择。不同的是，他们的选择要比普通人更加艰难，内心的斗争也更加煎熬。
从普通运动员成为奥运冠军，再从奥运冠军变回一个普通的人。随着奥运冠军光环的渐渐褪色，随着运动生涯的结束，他们“第二个人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这一点在他们进行人生第一个选择——当一名运动员的时候已经注定。
在这种人生转变中，有的人可能会随波逐流，让命运主宰自己。而有的人则特立独行，要主宰命运，把握自己——这是奥运冠军们的真性情。做运动员时造就的坚韧意志和拼搏精神在其中的作用，让旁观者一览无余。
又逢一届奥运会，为什么要向读者介绍前奥运冠军如今的生活不必多加解释。
其实，在采访前《英才》记者预设了诸多假想：
奥运冠军会怀旧——喜欢提起他们过去的辉煌；
奥运冠军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也算是风云人物……
但是，采访完6位前奥运会冠军，这些设想几乎没有得到印证：
在人生的路上，没有奥运冠军留恋昔日的辉煌。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他们需要面对的还是今后的人生旅程。
在新的人生坐标中，奥运冠军也都在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只是有一点被我们猜中一半，而且是后边的一半：虽然嘴里说不在乎在“第二个人生”中能否攀上另一个高峰，但在心里，他们都在为着这个目标而不懈奋斗。
李菊
1976年出生
1992年入选国家乒乓球队
2000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
目前工作：经商
李菊改口说“我们公司”
口述|第27届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李菊
当奥运冠军的光环逐渐褪去，人要学会自我调节。我觉得人还是平平淡淡比较好。
2001年，我从国家乒乓球队退役。当时我正处在运动生涯最巅峰的时刻，此时退役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2000年获得悉尼奥运会乒乓球双打冠军和单打亚军后，我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感冒、发烧。要知道在国家队里，如果身体素质跟不上，那你在这个环境中呆着是非常痛苦的。这种感受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其实，我也不是不能坚持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的搭档王楠还在国家队。只是我觉得,乒乓球虽然带给了我很多，但它不是我的唯一，我想看看，除了乒乓球，我还能不能做点儿别的事情。
选择正式退役前，我思考了三个月。只想了一件事：如果退役，自己应该选择哪一行？
我用了一个排除法：从政不太可能，当教练更加不可能。如果要跳出体育这个圈子，我的平台是否准备好了？当这些问题想清楚之后，我递上了退役申请。
就这样，我和队友杨影一起退了役。我们没有选择立刻去大学读书，而是结伴去了深圳的一家证券公司，公司的老总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行动并不意味着我们想从事和金融相关的行业，只不过是因为原来我们周围接触的人全是乒乓球这一行的，而现在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新平台。它和我们队里的小圈子是不一样的。
那半年里，公司每天专门安排老师给我们上课，遇到公司有一些项目，或是场面上的事情，我们也会出面。
奥运冠军的头衔确实给我们办事带来了一些方便。有一次，公司要去办年检，但因为某些环节没有办成。最后决定由我和杨影出马。
那天早饭都没吃，我们就去了工商部门。当时，人家桌子上放了一把香蕉，运动员出身一般比较随意，杨影指着香蕉问我：“能吃吗”，我说：“吃吧”。没一会儿，办事人员出来了，冲着我们喊：“你们干吗的？”话音没落，他忽然很奇怪地看着我们问“你们怎么和打乒乓球的那两人有点儿像啊”。我们回答正是我们俩。他一开始还觉得我们在骗他，直到我们拿出身份证他才相信。最后，年检的事情很顺利地办成了。
要说失落感，那段时间肯定有。以前出去，代表的是国家，什么事情都有人安排好了。而现在需要换位思考，不能再说“我们队”怎么样，而要改口说“我们公司”，不过我们俩都没同意公司给我们印名片。
虽然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炒过股，但那段在证券公司的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进行商业谈判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我的经商道路也从此展开。
在经商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挫折。像当年在南京开川菜馆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遇到有人跑上门，说我欠他们装修费，进而砸场子的事情。某家媒体还作了“李菊欠装修费用，导致店面被砸”的不实报道。不过，我这个人的心态比较好，能辩证地看待问题，总认为坏事后面会有好事，同时必须要长记性，下次不能再碰墙。
这些年，我开办过李菊乒乓球俱乐部，还从事过房地产，在青岛开过服装店，并在常熟与一位老板联合开发了李菊系列体育用品。
最近，我在烟台投资了一个会所，大概4000多平米的规模，里面有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附加餐饮。现在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那个地方从气候、交通等方面来看，都挺不错的，我觉得未来会有前景。
空闲的时候，我还在苏州拜了一位国画老师，学画国画，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爱好，现在补上这一课，也是修炼内心的一种方式。
目前这种自由、随意的生活状态我自己很满意。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我的家乡南通传递的时候，我幸运地跑了第一棒。这又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参加过奥运会的开幕式、比赛，再加上这次的火炬传递，奥运会的整个过程我都参与过了。
（整理|本刊记者王颖）
杨扬
1975年出生
1995年进入国家队
2002年在第19届冬奥会上，先后取得女子500米与1000米短道速滑冠军
目前工作：奥组委志愿者部、央视临时主持人
杨扬还没有想好定位在哪儿
口述|第19届冬奥会女子500米、1000米短道速滑冠军杨扬
我在运动队里是一个“不老实”的分子，除了自学各方面的知识，还常常主动提出要去各种学习班，争取每一个能充实自己的机会。
由于我深知读书的重要性，2002年，拿到冬奥会金牌后不久，我就向清华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但是，迟迟没有收到他们的录取通知。我当时很郁闷。在跟一个美国朋友聊天时，我忍不住大发牢骚：“我拼了这么多年，奥运冠军也拿了，现在想上个清华怎么还这么困难。”
那位朋友的回答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杨扬，要是我能有你们那样的训练条件，奥运冠军我也早拿到了。”原来，他的父母一直给他压力，要他完成大学学业后，才能当职业运动员。要知道，在美国，培训、上冰场练习、比赛等都是要运动员自己掏腰包的，如果没有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他根本无法专心完成比赛。
就此对照，在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的确是很幸福的。对国家队的运动员来说，“运动员”的身份就是全部。他们可以摒除一切外部干扰，百分之百地专心投入训练。
然而，一旦面临退役，问题就来了。
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个人来说，“运动员”生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很多运动员在面临退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除了在某项体育运动上有超常的能力外，在其他很多方面都缺乏最简单、最基本的能力。
很多运动员虽然很小就离开家，但运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除了训练以外的所有事情都有“大家长”帮你安排。一旦离队，往往很难适应。我刚退役时，连水电费都不知道怎么缴。虽然，大多数问题克服起来并不太困难，但这样的情形往往会造成烦躁、不自信的心态。
另外，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役时，大多是“香饽饽”。一旦退役，大多数运动员会陷入“没人问没人管”的境地，如果心态调整不好，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运动员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觉：我是国家培养的，我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组织。让别人对自己负责，是很危险、很错误的想法。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这是大多数职业运动员都要面临的心理转变。
2002年秋天，我终于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事实上，当年我并不确定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一定得继续学习。我很喜欢学校这个环境，它和运动队一样单纯，但更加自由，接触面也更广。
一开始，我想学英文专业。那时候我很不自信，觉得自己只有英语还凑合，其他的怕学不好。但老师建议我念经济管理专业。他的理由是：语言毕竟只是一门工具、一种沟通方式，对综合能力的提升并没有太大帮助，而经管专业涉及到的知识面多得多，能很好地开拓我的视野。
现在想起来，老师对我真是很负责，那是一个让我受益终身的建议。经济管理专业学到的知识，很多在各行各业都是相通的。我甚至觉得，要是当年做运动员的时候就有机会学到这些，说不定能帮助我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它能让我更理性地分析各种问题。
2006年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想好把自己定位在哪里。我是一个责任心比较强的人，一旦决定做什么，就一定要百分之百地投入、做好。所以，我的选择很慎重。
当时有一个到奥组委的工作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外界接触多、很活跃的平台。而且，这个工作又是短期的，即使自己不适应也不耽误将来转型，就决定先在这里做两年。同时，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主持了一档节目，叫《奥运中国》。
当运动员的时候，大家的理想主义情结都比较浓厚，人人都想要成为英雄，做梦都是那种站在领奖台上、五星红旗升起来的画面。而刚开始接触奥组委志愿者部的工作，每天做的都是很普通、很小的事情，多多少少有点儿失落。少了那种满怀理想的快乐，生活似乎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也没有激情了。不过两年来，我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做一名志愿者，不是简简单单有爱心就够了。这是我在这两年的工作中逐渐领悟到的。还记得十岁左右，在一个雨天，我好心帮助盲人过马路。但当时的我什么技巧都不懂，就像拉普通人那样，拽着他走。当他踩到路边的积水里时，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他用盲杖甩了我一下。当时我觉得有点儿委屈，但更多的是自责和内疚——想帮助人，但没有帮助好。至今，想起这件事我还觉得挺惭愧。所以，我常常跟志愿者们说，我们不仅仅是在为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志愿服务的理解和技能会让你受益一辈子。最起码，你不会遇到像我当年那样的尴尬。
奥组委的工作之外，我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我参加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在3年里捐建了50多所希望小学。同时，我和其他退役运动员经常去一些很偏远的地区访问，给孩子们带去精神上的鼓励。这些工作除了让我们获得内心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它重新给了我们像在赛场上一样的自信，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至于今后的人生，我想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无非三个标准：自己想做的、能做的、应该做的。当然，这还要看机会。对我来说，机会大概不缺，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把握。
（整理|本刊记者罗影）
陈晓敏
1977年出生
1992年进入国家举重队
2000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女子举重63公斤级冠军
目前工作：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团委书记
陈晓敏人脉资源打通瓶颈
口述|第27届奥运会女子举重63公斤级冠军陈晓敏
我觉得，我的下半生不会超越自己已经取得的奥运冠军这个成就。对于我来说，“奥运冠军”这四个字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它是我生命中最高的、唯一的高峰。那之后的任何成绩、任何收获都没办法和“奥运冠军”相提并论。
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取得女子举重63公斤级冠军后，我并没有马上退役。而是回到广东，代表广东队参加了九运会。直到2003年，我才正式退役。
当时，我完全没有了在体育战线继续工作的念头，一心觉得自己在体育战线呆的时间够长了，想成家，想过一些运动队之外“自在”的普通人的生活。
而且，我离开举重队退役，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我已经看到广东省女子举重的后备力量不足。在那种情况下，就算我勉强留在举重队当教练，也不可能在之后的一两届奥运会中取得好成绩。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像举重这样的项目，成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练出来的。没有适当的人才，教练员水平再高，运动员的成绩也没有办法出来。继续留在举重队，只能浪费自己更多的时间。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判断比较准确。自从我退役以后，广东省在我这个级别上，根本没有人可以接上，其它级别这几年衰落得也比较厉害。说得严重点，广东省女子举重出现了断层。
我的新工作、新事业随着我的退役，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它是我除了体育之外的第一次机会，也是我的第一个选择。
2003年，为了在我的家乡建一所希望小学，我决定公开拍卖我用血和汗赢得的金牌。举行金牌拍卖会时，我邀请《羊城晚报》等媒体给予报道。没想到，羊城晚报社的社长非常重视这件事，安排了一位副总编辑出席。拍卖会非常成功，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
活动之后，出席拍卖会的副总编和羊城晚报社社长看出了我的潜力，就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能够到《羊城晚报》工作。经过考虑，当时我向报社领导提出，由于我对报社的工作是门外汉，为了有一个适应和过度的阶段，希望能从团委书记的角色干起，之后逐渐摸索、进入媒体的核心业务。报社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我的请求。经各级领导批准，最终我被正式任命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团委书记，当时集团还给我定了一个正处级的行政级别。
这5年来，我一直工作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团委书记的岗位上，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一名运动员向一个媒体人的转型过程。
2004年，刚到报社不久，正好赶上广州市申办2010年亚运会。当时，“申亚”的各种活动对媒体的采访都有非常严格地控制，许多活动我们报社的记者不能参与。而我当时作为广州省培养的奥运冠军，通过各种渠道，经常可以见到“申亚”的高层官员、来访的亚奥理事会成员。在这中间，我给报社做了很多记者和官员做不到的工作。
我发觉，当奥运冠军时积累的社会资源是我独有的优势。从政府到企业，我和许多上层领导的联系都比较密切，这些领导对我的方方面面也比较照顾。这种人脉资源是一般的同龄人、一般的团委书记所不具备的。
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机会，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通过我的穿针引线，报社的一些广告及大型项目的推广策划纷纷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往往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我经常去支持广告部的工作，同时还要兼顾一些子报子刊的业务。最近，我还在《羊城晚报》体育版开设了专栏，发挥我采访、写作方面的才能。
为了能有更大的飞跃，我现在正在继续深造，不断用知识武装自己。今年，我将取得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硕士的文凭。而且，我现在还想学一些关于大型活动公关策划方面的东西，觉得这方面的知识会在我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比较实用。
奥运冠军对我人生的意义非常巨大。但我从来没有试图把奥运冠军的称号和我现在的工作分割开。我认为，奥运冠军应该是退役不褪色。尽管奥运冠军头顶的光环会慢慢褪去，但是我总觉得在工作中，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奥运冠军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种想法，我从来没有从奥运冠军变成普通人的心理落差。作为一名前奥运冠军，无论做什么，我心中都充满优越感。我奥运冠军的光环已经融入了我现在的生活，带给我更多、更高端的资源，得以让我的起点远远高于常人。
（整理|本刊记者张军）
钱红
1971年出生
1985年进入国家游泳队
1992年获得第25届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冠军
目前工作：经商
钱红手臂上刺青“傲云海”
口述|第25届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冠军钱红
在做运动员的十几年中，我会经常盼望：哪天退役了，不再有人管我，早上没有人叫我起床，吃饭没人盯着我应该吃多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994年，我正式退役了。在拥有了这种期望已久的自由之后，我反而变得特别迷茫。我也曾经有机会出国留学，美国的犹他州大学、日本的拓殖大学都给了我挺高的奖学金，但由于很害怕一个人去闯荡，都放弃了。
关于未来，我有自己的设想。做运动员的时候，队友间就聊过以后的道路。有的人说就想嫁一个有钱人，有的人说要继续从事游泳这一行，我说自己想做生意。今天看来，大家几乎都追寻着当时的梦想之路走的。
我为什么想做生意？因为那会儿正赶上一轮下海的大潮，每次出去吃饭，饭桌上大家谈的都是生意。虽然自己听不懂，但正因为不了解，内心才比较向往，当时给我感觉只要是生意就能赚钱。
于是，我在北京代理了一个童装品牌。其实，我的业绩做得还不错，一年的销售额达到80多万。
结果，我刚做了两年，厂家发现市场成熟，就把代理权收回去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人家当初只跟我签了一年的授权，协议中写得清清楚楚，但我压根没看。
这件事情使我备受打击，曾经的自信也消失殆尽。此后的两年，我什么也不干，我和杨文意（另一位“五朵金花”成员）经常结伴，穿梭于北京、上海、深圳、香港这四个地方的歌厅、迪厅、酒吧。
每天，我都会睡到下午两三点才起床，傍晚出门，一直玩到天亮才回家。但在这种热闹过后，回到北京租来的小房子里，我经常会哭。
渐渐地，我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少，如果当初我在朋友们眼中还是一个奥运冠军，那后来在他们的眼中，我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上混的女孩。因为饮食没有规律，那会儿我特别的瘦。
当时的奥运冠军奖金不是很多，我自己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是不断地往外花钱，这让我特别恐慌。
我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有一段时间，我的教练都非常担心，怕我沾染上毒品。我当时的男朋友，也是现在的老公大海一直在鼓励我，必须实实在在地去改变。
当时，我也有机会去河北省游泳队做教练，但我认为，女人最大的归宿还是回归家庭。如果我进入专业队做教练，就需要和队员同吃同住，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像我的教练，他的儿子看见他很害怕。
但我还是决定重新回到游泳这一行。正好1998年，我在河北省业务体校的教练找到我，让我回保定弄一个钱红游泳学校，我的另一页也就此重新翻开。接下来的1999年，我在北京也成立了游泳俱乐部。
渐渐地，我心里有了底气，也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希望“钱红”的名字一亮出来，代表的就是游泳。
最近，我的公司更名为“第四道”。因为在游泳比赛中，只有成绩最好的选手才能占据第四道，所以第四道也是冠军道。我们代理了美国品牌的专业游泳衣，还在推动“游泳时间”的计划，组织小孩的游泳比赛等，总之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游泳展开。
经历第一次做生意的挫折，现在从事和游泳有关的生意就顺利多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商人，因为体育行里是一群特别实在的人。公司的经营主要是我老公在打理，我是形象代理人，另外还帮着打通一些人脉关系。
虽然，现在的生活很忙碌，但我觉得很充实，也很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情人节的时候，我老公会带着我们全家出去吃顿饭，告诉我和两个女儿，我们都是他的情人。这样的时刻，我感觉非常幸福。
两年前，我在手臂上纹了一个刺青，刻着“傲云海”，这是我的两个女儿和我老公名字的组合，我用海浪将他们三个人包着。我觉得自己太爱他们了，这一辈子都要带着他们。我想要告诉别人，我这一生离不开水和他们三个人。
游泳赋予了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和目标。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条鱼，这辈子注定还要做和游泳、和水有关系的事情。
（整理|本刊记者王颖）
邢傲伟
1982年出生
1994年进入国家体操队
2000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冠军
目前工作：中国体操队教练
邢傲伟26岁给十几岁的孩子当“父母”
口述|第27届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冠军邢傲伟
我是2005年退役的。因为不想离开体操事业，退役后我直接留在中国体操队，当起了教练。
我从小就觉得教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当然，自己成了教练之后才发现，这个职业也非常辛苦。作为一名运动员，只要管理好自己就行了；但作为教练，你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
我带过的队员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在进入国家队之前，他们基本没有经历过什么社会历练，很多东西都不懂。我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教他们，同时要揣摩他们的心理。比如教一个动作，可能我自己理解得很好，但是给队员讲解时，他总是接受不了。这时候，我就要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个方式——当教练，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知道”，而是怎么“让别人知道”。
运动员是身体累，教练则是脑子累。
教练不仅要负责运动员的训练，还要照顾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就像他们的半个父母。我自己也才20多岁，要给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当“父母”，一开始还真有点儿难。
我常常觉得，当好一个教练，简直需要成为心理学、运动力学、生物学、营养学等各个方面的专家。
作为一个教练，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自己训练的队员每天都有进步。运动员就像是教练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成型、一点一点地精彩起来，那种满足感简直无法言喻。
现在，我的生活环境还跟当运动员时一样，每天食堂、公寓、训练房三点一线。虽然有点单调，不过也很单纯。我喜欢这种单纯，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不喜欢大起大落的人生。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的，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当然，业余时间我也有自己的爱好。我喜欢看历史书。要是当年没有进国家队，我可能会学历史专业。此外，比较喜欢看的还有《中国书画》。
有时候，我也尝试点新鲜的东西。比如前不久，我就发了一张单曲《我可以》。此外，我也拍拍MV、参加点儿社会文艺活动什么的。做这些，都是抱着“玩”的心态，只有体操，才是我的终生事业。
可能有人会觉得，难道你一辈子就跟一项体操运动绑在一起了吗？多遗憾啊！
我倒不这么觉得。其实，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只有将一件事情坚持到底，才能真正做得好。
（整理|实习生李光照本刊记者罗影）
杨凌
1972年出生
1993年进入国家射击队
1996年获得第26届奥运会10米移动靶冠军
2000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10米移动靶冠军
目前工作：国家射击队领队助理
杨凌不想站到山尖上看世界
口述|第26、27届奥运会10米移动靶冠军杨凌
人们经常说要“从零开始”。我觉得，不光是当运动员要“从零开始”，其实真正的回到生活当中也要“从零开始”。
由于奥运会的“瘦身计划”，射击项目受到一定“冲击”。2003年当我得知10米移动靶项目无缘北京2008年奥运会时，心里备受打击。于是，我想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再拼一次，但雅典奥运会前夕，我因为腿部受伤，动了手术，无缘赛事。
2004年7月20日，第28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立当天，正赶上我在医院做手术。从那一天起，我就无缘奥运会赛事，算是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奥运生涯。
之后，从2004年9月恢复训练到参加完2006年世锦赛，我又在运动场上拼了两年。
2006年，我算真正意义地放下了枪，告别了运动员生涯。我现在的工作状况是：被借调到国家队，担任领队助理的职务。工作还在老本行的范畴之内。大多是从事外事宣传、形象公关等工作。
奥运会之后，我很可能重回北京队，在射击队管理层担任职务。
奥运冠军是运动员的追求和梦想。成为奥运冠军后，有人的人生会产生变化，因为关注奥运冠军的人比较多，大家对奥运冠军的期望值也高，相对来说奥运冠军的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当“奥运冠军”也挺麻烦，在社会上各方面都不太自由，落差也大。
人生就是在成功失败里面摸爬滚打。在没有拿到奥运冠军之前，我有成功有失败；同样，在拿了奥运冠军之后，我还是会有成功有失败。我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必须得站到山尖上看世界。生活本身是个享受的过程，没必要定死最后必须怎样，那样就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
好多人问我：“你的金牌是不是天天拿出来看啊？”其实，我金牌收起来后基本上不往外拿。我也不经常回顾以前的事情，回顾一般也是应媒体的采访要求。我现在想的，还是用一颗平常的心，尽量把自己当前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经商，因为没有商人的素质。开个玩笑说：我没有商人在商场上的狠劲。
所以，尽管社会上拉我去做项目的人很多——主要是体育用品、文化公司，但我一直在犹豫，因为我对经商确实没什么感觉。这样犹豫来犹豫去，有时候，到是慢慢看清有些事情的确没法继续往下做。
我还算是有激情的人，因为不管玩什么，我也希望胜利。第一次参加赛车时，我前面有个女车手。一个赛段后休息时，我问她跑了多少秒，结果她比我快。我想那不行，下一赛段我得开快点儿。一个赛段下来我特意去问她，结果比她开得快，我就很开心。虽然说是玩，但是真正参与的时候还是希望胜利是属于自己的。
从2006年放枪之后，我参与社会性的活动相对比较多一些。其中一部分是为奥运会的。2001年我很荣幸参加了北京申奥团，成为了最后的陈述成员之一，亲身参与了2001年7月13日北京在莫斯科的申奥过程。今年，央视还聘请我做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嘉宾解说。
（整理|实习生李光照本刊记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