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棋局局新。
在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对结果不确定的事情,或工作,或生活;或放弃,或接受。
面对这些不确定,向左走,可能是一种激情澎湃的人生,向右走,也许又是另外一种海阔天空的境界。
因此,当面对人生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尤为关键。
是盲目跟从、是冒险一搏,是乐在其中,还是胸有成竹?通过一次次的博弈,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又将影响其未来。
为启迪读者,《英才》此次专访了七位商界英才,讲述自己当年一件具有冒险性的事。虽然事件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面对人生的不确定,如何选择都没有错,都各有各的道理。重要的是在作出选择之后,不能后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证明自己的选择,将梦想变为现实。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照此逻辑,冒险应该是成功的前提。
挑战、冒险、赌博……也许在你的人生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那么,此刻你是不是可以仔细回忆——
面对这些不确定,你冒险了吗?
“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和老公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
王秋杨 希望它能眷顾我
口述|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王秋杨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2003年,中国登山队和业余登山队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每天一到实况转播的时间,我就准点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当看到他们登顶的时候,我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珠峰”,这样的梦想在心中萌生了。
几个月后,我攀登了人生中的第一座大山——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从此开始了我的登山之旅。之后,我的每一次攀登都是在为梦想中的珠峰之巅做着准备。2006年10月,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后,我觉得自己这四年的积累已经够了。
2007年4月,我们登山队的一行人来到拉萨,准备攀登珠峰。就在我向着心中的梦想发起冲击的关键时刻,我却感冒了,还咳嗽。这种状况在高海拔地区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引发肺水肿和脑水肿。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我也感觉越来越难受。有时候,我会很沮丧,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有感冒过了,这次却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想,假如我最终成功了,就写本书叫《我登上了珠峰》,如果没能成功登顶,就写本书叫《我没登上珠峰》。
在发起最后的登顶前,我望着眼前似乎触手可及的珠峰,给老公张宝全(今典集团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因为珠峰8844米的海拔以及过往十分之一的死亡率,让我心里不是太有底。但冒险是我骨子里的一种天性。我从小跟随父亲的部队生活在山里,整天和男孩子爬山、骑马,向往那种四处游走的生活,别人看琼瑶的书,我读的书确是三毛。
我和老公说:“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他当时可能很忙,又加上身处竞争激烈的商业氛围,和我不在同一个语境下,所以没有完全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心中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我下定决心,即使倒下也要向前趴,而不是向后倒。
当我终于到达珠峰顶端,心中除了激动、兴奋之外,还充满了特别多的感谢——感谢那些爱我、恨我的人。
因为还从来没有人写过攀登珠峰的日记,我就把这作为我的一项任务。从第一天到达拉萨开始,我就随身带着一个本子、一支笔,无论条件多艰苦,也要记下当天的所观所感,和自己对话。
有时候实在太累,我也会在第二天补上前一天的日记,绝不会拖到第三天。在攀登珠峰的前后53天中,我整整写了三大本。回北京后,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修改,直接出版了《只为与你相遇:王秋杨的珠峰日记》。
有人和我说,怎么在这本书中看到的都是快乐的事情,这会让人误解,以为登山一点儿都不危险、不辛苦。
其实不仅是珠峰,攀登每一座山都是危险的。有一次,在登乞力马扎罗山时,因为高山缺氧,我出现了幻觉,觉得老公和两个儿子在面前冲着我笑。我泪流满面,觉得自己肯定会死在天寒地冻的山顶上。
所以,我一直对山有一种敬畏感,每次去登山不是想去征服,而是试图去亲近,希望它能眷顾我。
登山需要很专注、有耐心。我以前经常丢三落四,但在登山的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整装备,我们俗称为“系统重装”,一个小小的失误,比如带错一双袜子都可能造成截肢这样严重的后果。
正是因为喜欢登山这种冒险的事情,让我在平时的生活中非常注意安全:过马路我一定会先看红绿灯;走在一座大厦的下面,我会下意识地朝上看一眼,防止被花盆等高空坠物击中。
(采访|本刊记者 王颖)
一个创始人能否真正放权,这对CEO是很大的风险。
陈晓薇 非刻意生活
口述|第九城市总裁 陈晓薇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步跳跃,在别人看来都是一种冒险。
1995年,我博士毕业后回了一趟国,走了很多地方,萌生了到云南做乡村女教师的念头。
第二年,我在美国读生物化学博士后时,正赶上CCTV-9要开播,缺少会英语的记者。一个朋友和我说:“你做乡村教师只能影响几十个孩子,做记者却能影响更多的人。”就这样,我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临时工”。
作出这样的选择,父母还有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他们觉得生物化学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未来会有不错的前景。
但我明白,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生物专业,因为它不能和人打交道,只是成天待在实验室里,这需要很强的毅力和耐心。
传媒行业倒一直是我向往的。曾经,我很希望自己能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但阴差阳错,我15岁那年,正赶上中国科技大学招生,妈妈让我去试一下,结果就考取了。以后,我就一直沿着生物这条路,从本科读到博士。
在中央电视台,我的基本工资是一个月650元钱。两个月后,领导说:“晓薇好像是我们这儿唯一的博士吧,算是特殊人才,一个月多给她发200元钱吧。”
因为收入低,我就借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那个同学是个男生,出国了,我和他太太合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没收我的房租。
那是一套在顶楼的房子。记得一天早上,我被冻醒了,睁眼一看,楼顶漏雨,雨水正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已经把我的被子打湿了。
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样巨大的生活落差,因为当时我的心态放得比较平,只是想回国体验一种新生活。倒是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有时会让我沮丧。因为我很早就到美国去了,自己的个性也比较率真,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居然要学会处理基本的人事关系。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做了一条包括戴姆勒-奔驰等跨国公司的驻京老总缅怀他的新闻,结果恰巧被当时的央视副台长看到,于是我幸运地成为“香港回归”的主持人。
后来,我到麦肯锡工作,再一头扎进互联网,加盟中华网,现在又成为九城的CEO。其实,到了九城以后,我也面临过一次“风险”。8月12日,九城的股价忽然跌了20%。后来,我们调查发现,是因为一个分析师发布了一条错误的信息。但是整整一天,朱俊都没有给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