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到了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几天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民收到这样一条短信。
“救不了的，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实力，我还是想重复温总理讲的那句话，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已经是为人类做重大贡献了。”
危机当前，都说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重。“所谓机遇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应该掂掂自己的分量，再去做相应的决策。我们拯救不了世界。”
笑言自己并非经济学家，也非政治家的张新民认为中国当前的机会，其一在于“适当展现我们的大国优势，泱泱大国应该在金融海啸里发挥自己的作用”，其二在于“是时候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了”。
城市战略 重新定位
每个城市领导者，都应当从城市战略的高度研究资本流动的规律。
金融危机一来，玩具厂倒闭。东莞玩具厂事件的发展似乎就是这样顺势直下的。
“我通过新闻得到的消息是：从过去一两年开始，东莞市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优化东莞地区的产业结构，淘汰部分产业和企业，重新吸引一些新的资本进来。这个想法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想淘汰的可能早已经走了，可是想吸引的却没有及时进来。”结合这一现象，张新民道出了自己心中所想的部分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不管是出于城市管理者的主动调整，还是由于金融危机迫使工厂倒闭。在矛盾爆发之后，张新民建议每个城市领导者，都应当从城市战略的高度研究资本流动的规律。
“总体来看，资本的流动规律一定是趋利的，哪里盈利环境好，那就是企业所期望的发展环境。而在这个过程里，并不是今天把它赶走，明天就一定有一个能进来，因为现在信息永远是不对称的。”
在张新民看来，作为城市管理者，应该有驾驭经济、管理经济的能力，主动研究资本运作及其流动的规律。这样才能从大局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的城市发展战略。
“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说法，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中西部的发展，一直是中国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张新民指出，发展中西部是拉动中国内需中的重要一环。
“不要把眼睛一概全向外，内需的拉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这次金融海啸，可以把它好好解决一下。”张新民直言这就是中国自己的机遇，也是各个企业的机遇。
产业升级 政府要作为
有针对性地指导或引导企业的产业布局或者发展方向，是当下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如果关注上市公司，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在它的首发或增发的过程里面，都有一项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的程序。有关部门说这个投资项目与现有的国家产业政策没有矛盾，或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上市才能获得批准。”
在这句话中，张新民一再强调“没有矛盾”。在过去的经验中，就是因为信息的不太明确，造成了中国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拿现在的很多药厂来说，就是从整体行业上没有进行合理布局，导致资源浪费，产品重复性严重，缺乏市场竞争力。”
“我们的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应该有意识的强化对企业发展前景的指导，企业的结构和资本流向问题是双向的。”张新民认为：“有关资本规律的研究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十分重要。其重要之处在于：资本的趋利过程是促进特定地区改善其投资环境的过程；同时还要看到，不同的城市发展战略的制订又对流入特定地区的资本结构有重要影响。这就是说，政府应强化这种研究，从而指导本地区行业的合理布局，促进资本的合理流动。”
有针对性地指导或引导企业的产业布局或者发展方向，在张新民眼中，是当下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
面临危机 三种人的活法
EMBA学习的意义在于提高学员们的战略布局能力。
历经中国经济起伏的张新民，以其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出了在面临危机之时的“三种人”。
第一种是手足无措型。“遇到出口受阻，就等着美国很快能好，金融风暴的时间最好能短一点，烧香磕头，祈祷金融海啸几十天就过去了，时间越短，订单来的就越快。”
第二种是居安思危型。“有一句谚语说‘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企业更应该提早做这种安排，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强调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张新民指出，这种独立性是指企业运营不依赖于特定的某一方面，一旦对特定业务、特定地区等方面的依赖过多，企业的风险就超出了所能承受的范围。
“还有一种人就直接调头了。从现在的环境看来，企业的现金保有量比较强，就能够在关键时刻调头。如果手上没有多余的现金，成本都回不来了，结果可想而知。”
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面临的问题，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的张新民认为EMBA学习的意义在于提高学员们的战略布局能力，在企业与市场的融合过程中，战略的导向将决定企业未来的命运。
汇源疑惑 下一步要做什么？
汇源事件让张新民嗅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这些“主力”的异样。
被企业家操纵的企业命运有时也很玄妙，比如汇源一案。关于朱新礼，关于汇源，一时间，大家众说纷纭，长期与企业管理者打交道的张新民却从中嗅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这些“主力”的异样。
“身为一名企业家，朱新礼为什么要卖掉汇源，如果卖，去年卖是一个最佳时间。”作为一名清醒的局外人，张新民疑惑于朱新礼的这桩非理想化的买卖。
为什么在今年卖掉汇源？朱新礼的坚持成为张新民思索的问题。“到底卖高卖低，我已经不关心这个价码了，尽管我就是研究这个的。”
让张新民更感到隐忧的则是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朱新礼有没有难言之隐，他对汇源的未来是不是有着过分的担忧？
“我相信做到一定程度的企业家都在思考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大企业家们都有常人理解不了的境界，在张新民看来，这种境界表现为一种使命感。“但目前的现实状况是当这些企业家的使命感跟他们所处的环境发生碰撞的时候，一次碰撞没问题，两次碰撞没问题，再碰撞多了必然就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