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刀锋上的恋爱

1978 -1991年引“狼”入室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度成为日本产品的天下。而紧接其后，可口可乐、耐克、爱立信等世界巨头开始陆续涌入中国。
　　“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1978年，应邀访华的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如此询问当时主持接待的李岚清。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撰写《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记录下了这个生动的片断。
　　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有人第一次提出了“合资”的概念。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十分重视此事，在“简报”中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边，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样一个重要指示。可惜的是，墨菲的一腔热情，并没有得到自家弟兄的支持，提议在墨菲回国后便被通用公司董事会的冷水浇灭。“合资”之事不了了之，直到16年后，通用才进入中国，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根据《突围》一书叙述：1978年5月，中央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在代表团回国后，邓小平向谷牧详细询问了出访情况，并就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引进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
　　外资在我国本土上的存活并不容易。在当时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潮影响下，很多人还将引进外资视同为“八国联军”入侵，对其横眉立目、大肆抨击；而另外一些人，则把外资视为“洪水猛兽”，恐惧地高呼“狼来了”。
　　总设计师邓小平准备扭转这一切。在改革开放的最初设想中，邓小平的策略是主动“引狼入室”，即通过“引进国外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已趋于瘫痪的经济。在1978年6月22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胆子放大一点”，“搞它500亿”的观点。之后，他亲自去日本、新加坡等国进行招商引资。
　　终于，民意统一，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抱着殷切之情，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来帮助中国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取得立竿见影的飞速发展。当时，能像通用一样富有前瞻眼光的是少数；但同样，像通用一样磨蹭的外资企业也是少数——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才刚刚羞涩地敞开，看好中国市场的外资便蜂拥而入，轰然撞开国门。
　　正是这种想要和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情，换回了当年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合同，其中有一半是在年末的10天时间内抢签的。遗憾的是，这78亿美元中意向居多，最后真正落实的并不多。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相关部门又陆续制订并颁布了很多法律和法规，给利用外资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真正意义上的首家合资企业，是1980年4月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和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合资成立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
　　在开放初期，“日本军团”在商业领域来势汹涌、首当其冲。随着松下幸之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应邀访华，紧跟着，日立、富士通、三洋、索尼等日本公司接踵而至，纷纷与国内厂商合作，一些日本产品甚至通过非正式渠道直接流入了中国。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为日本产品的天下。而紧接其后，可口可乐、耐克、爱立信等世界巨头开始陆续涌入中国。
　　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工作进入探索和试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外开放渐次推进，初步形成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推进的格局。
　　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示范作用，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华人华侨投资的带动效应，“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的蓬勃兴起。
　　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于港澳台地区，而来自于欧美日的跨国公司投资所占比例很小。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建设资金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外资的利用大大减缓了资金不足的矛盾。
　　同时，外商投资工业的迅速扩张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项目占70%以上的份额。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199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99.10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527.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233.5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38.2亿美元。

1992 -1999年放“狼”惊“羊”
一夜间中国沦为“全球工厂”，国内出现大量商品积压现象，大量国产知名品牌被弃用，“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开始响起。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群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晒太阳，无忧无虑。因为太安逸，逐渐丧失了警觉，曾经机敏灵活的羊们变得体态臃肿、反应迟钝，此时任何一点突发的危机，都能让它们遭遇灭顶之灾。但如果把一只狼驱赶进羊群，羊就会在狼的追逐下东奔西突，强烈地刺激了它们的求生欲望和高度警觉性，从而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羊群也因此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1992年之后的引资情况，就好比这样的放“狼”惊“羊”。
　　在我国利用外资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对利用外资的批评甚至责难也聒噪
　　而起。这就是所谓外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一时间，外资又开始在国门之外踌躇不前。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92年春天，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了大胆利用外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东风吹来，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疑虑，全国掀起了吸引外商投资的新一轮热潮。
　　以浦东为龙头的6个沿江城市、以珲春为代表的13个延边城市和以太原、兰州为代表的13个内陆省会城市开放。
　　可以说1992年是中国对外开放从进入过渡到扩大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外贸体制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外商投资大规模涌入，对外贸易持续增长。
　　时间推移到1993年的时候，国人逐渐发现，引进外资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捷径和改变国有企业机制的最佳动力，于是，各级政府开始卖力追逐外资，使其开始享有“超国民待遇”。在各种不可能拒绝的优惠条件下，跨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华投资。
　　这一时期，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仅在1992年当年，外商在华投资就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过了100亿美元。到1996年，更是突破了400亿美元大关。伴随着各种投资软硬环境的不断改善，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居于主要地位，尤其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了显著的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威数字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里，中国平均10.1%的年均增速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在3%左右，也就是说，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
　　外资企业成为缓解中国就业压力的巨大泄洪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商看好中国市场的重要因素。有数字显示：57%的外企认为劳动力资源是其投资获利的主要源泉，93.4%的外企对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感到满意和基本满意。研究显示，中国平均吸收1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便可创造2900多个就业岗位，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就业的压力。
　　但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涌入，问题接踵而来。便宜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让很多国外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工厂，大量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一夜间中国成了“全球工厂”。受其冲击，国内出现大量商品积压现象，大量国产知名品牌被弃用，“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开始响起。
　　面对这种状况，也有不甘心被“歼灭”的中国企业开始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以长虹为首的中国彩电企业和国际品牌之间的市场争夺战。这场战役被视为民族工业收复失地的“诺曼底之战”。
　　经过血腥的价格战，到1996年底，长虹等国有品牌抢占了国内71.1%的市场份额。但可惜的是，国有品牌并没有借此良机进行技术开发，只是一味地炒作各种各样的概念，始终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无法自拔。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92-199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3799.4亿美元，其中对外贷款为846.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2825.80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为127.7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