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itness changes in China
曾经的红墙绿瓦,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现代化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上任以来,赵科林、闵毅达、柯博德、赛如阳这几位外资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在工作和生活中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中国的种种变化。
几乎,经济的变迁是这几位企业管理者眼中的全部。中国庞大的、可持续的市场被众口一词的称道,中国的机会也被重复提及。而对于中国特色的缺点,几位总裁的一致表达“委婉”——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很中国化了。
不可避免的是,亲身经历着中国变迁的他们也正在因为中国而改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几位中国区总裁并没有力图将自己的公司全盘西化,复制西方模式,而是尽可能的保留、发扬中国的特色,甚至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展至全球,以帮助公司进一步发展。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1995
赵科林
再也看不到那种场景
年口述|诺基亚中国区总裁 赵科林
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中国之“大”会让他们印象深刻。而对于那些初次来中国的外籍企业管理者,中国则是一个大挑战——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城市,文化和环境又各自不同,实在复杂。
幸好,在来中国内地之前,我先在香港地区工作过两年,又在台湾地区工作了5年,对中国文化算是有了一些了解。
我第一次来内地是1995年,那一次是公差——为了给诺基亚手机做市场调查。
到北京的第一天,我推开宾馆的窗户往外看,宽阔的马路上是宏大的自行车流,那是我在别的地方从没见过的景象,那种景象应该给很多外国人留下过深刻印象。
另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是,我路过一家刚刚开业的必胜客,发现等候就餐的顾客居然排着长队,这在国外是很少排队,似乎是当时中国内地最常见的一种景象。我去邮电局(当时邮政、电信还未分家)做市场调查时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当时,一个邮局的内部格局基本分成两块区域,一边负责邮政业务,有人在贴邮票、盖戳、寄信;另一边则有一个大柜台,销售SIM卡。
在销售SIM卡的区域,也是有很多人在排队。邮局里布满临时搭起来销售手机的摊位,消费者可以从柜台买了SIM卡,直接就近在边上的摊位买手机。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不同的手机销售方式。
这种销售方式,有着中国自己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手机销售已经放开,但是入网等服务还相对集中在电信部门的手中。由于邮政电信没有分家,邮局还是电信运营开展业务的主要网点。
当然,现在再也看不到那种场景了。今天,内地很多城市都有了“手机一条街”,那些销售手机的店面很可能就是原来在邮局里的临时摊位,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逐渐演变成邮局边上的手机店。这一转变过程让很多人成了百万富翁。
2001年,我正式到北京工作,时任诺基亚中国区副总裁。当时,中国手机市场的老大还是摩托罗拉,它占据了大约30%的市场份额,诺基亚排第二。很自然,我将摩托罗拉定位为自己的对手。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住在国贸南边的一所公寓里,从房间的窗户看出去,对面正是摩托罗拉的北京办公室,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对面几点下班——灯是不是还亮着。有时候我坐在沙发上,能如此清楚地看到竞争对手的工作热情,让我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工作。
不过,后来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大概一年之后,数十家中国本土手机制造商迅速崛起,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时候,我觉得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对手了。
我喜欢看《孙子兵法》,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兵书中我了解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我发现不少中国企业家有很强的执行力,他们有一些非常有效的管理方法,类似对军队的管理,那些就是直接从《孙子兵法》中移植来的。
对这些管理方式,我开始觉得难以理解,但后来发现的确很有用。比如在零售领域,中国企业喜欢用很多人来做销售,有时候,一家公司甚至有上万名销售员。如果你在旺季去商店买手机,可能根本进不去,因为店里的空间都给各个厂家的促销员占满了,顾客甚至都没法接近柜台。而那时候诺基亚可能只有几百名销售人员。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本土企业的这种战略挺成功的。后来,诺基亚也做出了很大的转变。
目前,诺基亚中国大约有6000名销售员。这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现在,印度、俄罗斯等市场也在学习中国的经验。
不过,还有一些地方,我至今仍觉得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比如说,我习惯于直接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不理解或者不同意一件事情,我会直接说“No”。但大部分中国人不会这么做,他们更喜欢间接含蓄的表达方式。不同意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不说话或不发表意见,而不是直接说“我不同意”。我至今学不会这种间接含蓄,这让我有时候很难完全理解一些中国人的真实想法。
关于这方面,《孙子兵法》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但学习中文可能会有帮助。我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学会了中文,你才能跟普通的中国人打交道,只有在他们身上,你才能看到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
遗憾的是,我能够用来学习中文的时间并不多。这恐怕是所有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高管的共同烦恼,中国市场这么大,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管理者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所以,尽管都知道中文很重要,但来了十几年却还不会说中文的大有人在。
我只是尽量抽出私人时间学习。有一次,我和家人去台湾度假,结果,其他人是真正的度假,而我却在7天时间里、每天花7个小时,在一所当地学校里学中文。有人打赌说我坚持不下来,但结果我很骄傲——坚持下来了。现在,我每个星期天花两小时学中文。
我太太是台湾人,两个女儿分别出生在台湾和北京,他们的第一语言都是中文。现在她们要是在家里说中文,我还能听得懂。可是我担心,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中文学得越来越好,会不会有一天我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38岁,现在46岁了,我觉得自己现在比8年前更成熟了,尤其在管理方面。
在这8年里,我变得更有耐心,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倾听、了解团队和客户的想法,学会更平衡地做决定,这些都是中国对我的改变,是我人生的重要收获。
我自己还有一点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学会了打高尔夫、打网球,有时候还会去做运动按摩,因为这些是大多数中国朋友和客户喜欢的活动,参加这些活动,是跟别人交流的好机会。要是在以前,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以前是“铁人三项”的专业运动员,常常一个人专心地跑步或游泳,对我来说,运动就是运动,很纯粹。但现在我了解到,有些运动是中国式的社交需要。
诺基亚是一家欧洲公司。在欧洲,人们的生活节奏很慢、很悠闲,50岁就想着退休。但在中国,情况很不一样,这里的生活节奏很快,每个人都渴望进步,每天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没有人会在50岁退休。这些都是积极有益的。
诺基亚要想保持长期的成功,必须更好的了解亚洲文化、中国文化,并从中学习。我目前在读的一本书是Martin Jacques写的《当中国引领世界》(WhenChina Rules the World),很受启发。由此我产生一种想法:如果能把中国元素借鉴到欧洲,相信对诺基亚本身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现在开始更多的影响我的国外同事和老板,希望更多的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优点,把中国式思维与诺基亚的文化很好地整合起来。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2001年
闵毅达
不像是发展中的国家
口述|戴尔大中华区总裁 闵毅达
经历了在中国的这一切,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我只能说“伟大”。
其实,说到对中国最早的认识,应该在我读书的时候,通过学习地理、历史,开始认识中国。对于童年的我,中国是个所有人都想去探险的神秘地方。
工作之后,我开始通过媒体了解中国。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没有更多的报道,仅仅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的市场。
尽管如此,当我200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感到非常吃惊,我没有想到中国是如此的现代化,无论社会面貌还是经济发展速度,都不像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
我太太是促使我到中国工作的原因之一。之前,她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她认为,中国代表着未来。
但真的面临选择,我还要有所考虑。其实从工作角度讲,我是愿意来中国的,因为我很清楚中国市场发展潜力的巨大。那时候,我的担心完全来自生活方面。当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我很想知道中国的医疗系统、居住环境是什么样子?在中国能不能吃到自己喜欢的食品?孩子将来的教育会怎样?这些问题看似琐碎,但却是一个外来者必须要解决的“心结”。
于是,我利用假期带着太太来中国“考察”。那次中国之行打消了我们所有的顾虑,我们发现,在中国,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生活居住的条件,就算吃饭这么简单的事,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
一年前,我的第二个孩子在上海出生了,给我太太接生的是一位中国医生,这足以说明我们对中国医疗系统的信心。
跟西方媒体的报道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会有人突然跳出来拦住我盘查,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的正常生活。
从2004年10月上任以来,我发现中国有着巨大的改变。
最核心的一点是,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特别快。过去5年中,中国经济有大幅的增长,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使中国变得更强。这种趋势可以让我明显预感到:再过数年,中国将会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大国。这种发展也使中国正变得自信。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就让整个国家的自信心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不能否认,中国给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刚来中国的时候,我还不是戴尔全球的管理层,也根本没有想过会那么快地承担起管理整个中国区的重担,是中国给了我巨大的成长机会。
对我来讲,中国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历程,让我成为一位更好的领导者、一位更好的丈夫、一位更好的父亲。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我对中国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我并不清楚这些认识是否能帮助我在业务征程上走得更远,但至少它可以让我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
比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关键要看你是不是拥有足够的人际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来讲,在开展业务之前,你需要认识正确的人,才有机会和他开始对话,了解他的想法,才有机会去达成协议。
中国人处理争议的方式也与西方大不相同。在中国,一旦有了争议,在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大家还是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就如何可以达成一致继续谈判。而在其他国家,解决这种分歧的方式往往是直接采取法律手段。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中国达成协议是很慎重的。为了达成协议,双方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并经过反复的谈判。而一旦达成协议,双方就会用最大的诚意执行协议,速度非常快。这一点和很多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意向性的协议很快就能达成,可到了执行的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中国员工来说,关系与沟通很重要。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建立关系方面没有做足够的投资,只是把很多时间花在了业务上,缺少与的员工沟通。于是,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样一名员工,同样一件事,有时候他能做到,有时候却不能。很显然,这不是流程本身的问题,更多的问题跟人相关。
于是,我开始坐下来,跟员工探讨、沟通。我发现,只要能说服他,事情就能很快解决。现在,我会花时间跟员工去打高尔夫,也经常到北京办公室跟员工坐在一起沟通。
这一点不像在美国。在美国,很多事情我只要发出指令就行,员工在执行上没有任何障碍。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障碍,我觉得这只是中国独特的一面。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可以保证业务的成功。
遗憾的是,至今我仍有一些不能理解的地方。比如,有时候我们向客户提供的解决方案明明能够保证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可客户做出的决定,却不是基于我们的解决方案,而是依据一些我们不大了解的因素,这让我们很困惑。
在中国的发展使戴尔受益颇多。通过每年在中国250亿美元的采购,戴尔可以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价格却相当优廉的产品。同样,戴尔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包括每年200万个就业机会。
基于这样的成绩,戴尔有一个想法:希望中国政府在原有的已经相当开放的投资政策方面,能进一步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为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采访|本刊记者 张军)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1998年
柯博德
每次来总能发现新东西
口述|ITT中国及印度总裁 柯博德
尽管我是在2008年7月15日正式到中国来工作的,不过大概在10年前我就开始接触中国。
那时候,我在ITT的ICS部门工作,与中国的深圳有很多业务上的往来。所以,我第一次到的中国城市就是深圳。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看到满街跑的大部分还是自行车,但是现在,汽车已经变成了那里主要的交通工具。
在上海,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变化和速度。正式驻上海工作前,我也常常过来出差,有时候隔一年,有时候隔几个月,每次来总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这里有一条路快修好了,那里有一座楼刚刚盖起来……
这种变化在ITT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10年前,ITT在中国只有一两个生产工厂;10年后,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整套全面的布局,除了生产,市场、销售和研发也都在中国公司里有了重要的地位。
很多外国人说,很难适应中国文化,我倒不觉得。来中国前,我在德国和荷兰工作过,那里的文化跟美国也有很大不同。其实,我很愿意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去观察不同地方的人、同他们合作、融入他们的生活,让我觉得兴奋。只要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环境,你就会觉得适应不同文化的过程是很刺激、有趣的。
由于ITT的总部设在美国,为了配合美国时间,有时候我要在晚上很晚或者早上很早的时候工作。
不过,我很重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并不鼓励员工加班。当然,中国员工都很渴望进步、成功,所以他们常常自愿在工作上投入很多的时间。
很多人跟我说,中国人没有美国人开放,中国员工习惯保持沉默,不会像美国员工那样,有什么话就直接过去敲开老板的门。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我工作的公司,只要你给他们机会,中国员工也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我喜欢跟员工开诚布公地谈话,尽量在公司里营造开放的环境和氛围,鼓励直接的、多渠道的沟通,让员工愿意对我敞开心扉。我们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让员工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比如每个季度、每月和每周的例会,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有高管在开,普通员工也都要参与,在会上说出自己的想法。还有午餐会,我大概每两个月一次,跟那些刚入职不久的新员工一起吃饭,他们可以说说自己的感想,也可以向我提问题。我发现,规模在20—25个人的会议,效果是最好的。上任一年多来,我跟中国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一起吃过饭了。
当然,东西方思维之间,可能还是会存在一点小小的差异。比如发生一件事,美国人的应对模式是反应很快,立刻采取行动;但中国人似乎更喜欢在采取行动前反复地、长时间地讨论。
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我在中国工作,有语言障碍,充分的讨论能让我更好地了解情况,从而更准确地做出判断。
由于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专门学习中文,因此现在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话,比如“你好”、“谢谢”、“请送我去某个地方”之类的,勉强应付打出租车、点菜这样的小事。
工作性质让我常常要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我现在虽然住在上海,但一年中有50%以上的时间是在其他地方度过的。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1997年
赛如阳
灾祸带给中国的是刺激
口述|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区总裁 赛如阳
30多年前,全球造船业的中心在欧洲,现在则转向亚洲。
作为船舶行业的供应商,阿克苏诺贝尔跟随着客户辗转来到亚洲,先到日本、后转到韩国,现在则到了中国。这种转变是缘于中国经济在近年来的蓬勃发展,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全球造船业的中心。
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频繁的到亚洲出差,但那段时期我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大陆,因此对中国了解有限。那时,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同事,而这些信息与我真正来到中国之后所看到的情境却不尽相同。
我是在十多年前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除了对中国市场感到好奇之外,就是被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所震撼。由于还不是很了解中国,我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曾有过些许担忧,但最后,中国用飞速发展这一事实证明:我多虑了。
对比前后两次金融危机时中国的表现与实力,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足以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而且,十几年来,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中国对经济品质的追求正日益增加。
我更发现:灾祸和困境带给中国的并不只有打击,而更多是激励,是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动力。而且,这种刺激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
以多年前的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和之后的北京“非典”为例,这些挑战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是积极的方面,比如新法规和新管理方法的颁布与实施、金融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全面提升等等。
此外,中国还经历过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是,高通货膨胀并没有破坏中国的经济,其最终结果是,在经历了高通胀之后,中国人学会了应对的办法。
化被动为主动,这一点正是跨国企业需要学习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化工行业发展迅速,将来它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就是我们致力于发展中国业务的原因。
基于这一点和这些年在中国积累的经验,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应该是怎样合理管理快速增长的局面。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熟,阿克苏诺贝尔得中国员工也有着相应的改变。中绝对服从上级的意见,而现在他们则更喜欢在做事前获取更多的信息加以分析,这一点正在趋同于西方商业社会的情况。
多年来,中国人的能力和信心都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从阿克苏诺贝尔工作的年轻员工身上,便可以充分反映出来。
很显然,我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专家,我觉得虽然在文化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但在这一点上,主要还是看接触的人。
有资料显示,在所有人与人的互动中,20%的交流因素在于文化,而其余的80%在于每个不同的人。在阿克苏诺贝尔,我的中国同事的英语水平都非常好,我们可以很顺利的沟通。这是我很骄傲的一点。
我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管理风格是一样的。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相信只要给予充分的条件,我的同事有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这个道理在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工作方面的,而不是身处在哪个国家。
(整理|本刊记者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