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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人成为富豪

日期: 2010-02-01 浏览次数: 3699

主持|王雨佳
    嘉宾|吴晓波 知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王立群 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作者
       沈浩波 磨铁图书公司总裁、诗人              

  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文化是高贵的。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渐成真理。文化的社会属性,早已被丢在了时代的角落里,无人喝彩。
  文化引起大众的关注这一结果没有改变,改变的竟然是原因——文化人通过文化挣到了钱。2009年底出炉的一份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让人如梦初醒。原来,文化人是那么的有钱。看来,世界真的是变了。
  那么,在当今的中国,文化人有钱意味着什么?文化的价值是否应该用金钱来衡量?文化离财富有多远?

 

文人VS富翁
作家也能成为富翁,说明社会进步了。
  主持人:文人的身份该不该跟“富翁”联系在一起?
  王立群:文人的身份从来不该跟“富翁”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实中确实有些文人成了富翁。
  当年明月:古代跟现代确实没法比,古代没有版税这一说,文人活在当今社会确实好。
  沈浩波:作家靠自己的劳动成为富翁,这再正常不过了。
  在中国古代,靠艺术挣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假如郑板桥卖画为生,别人会觉得很下贱。中国古代的文人觉得做官才是最大的追求。艺术是个人情趣,是附属的。比如李白、杜甫、王安石,养活自己的收入都是俸禄。
  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市场经济,即便是专业的作者也都有工作单位,靠工资生活,没有人靠写书生活。上世纪80—90年代,那时候市场经济还不健全,黑箱操作比较多。很多出版社仅给作者付稿费,等于一次性低价买断。最后,书卖了多少,作者完全不知情,出版社拿走了所有的收入。现在,作者写书,出版社付版税,公平交易。
  吴晓波:文人成为富翁很好,说明社会进步了,写作才能够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有谋生的职业。一个作者的财务独立了,观点才更容易独立。如果作者为了金钱而写作,他就是一个企业家或者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观点就不独立。举例而言,假如我在一个高校当老师,我却写文章批判教育制度,校长就会解雇我。但是,作为独立的撰稿人,我现在可以随便批判谁,天王老子跟我讲都没有用。今天的中国,在市场化运作下,文化和知识越来越值钱。有的学者出场费大概是10万,一年演讲200场,我演讲的收入也不少。文人越来越容易取得一个财务独立的地位了。
  主持人:文人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以前是著作等身、留名青史,现在有的学者名气大、收入高、作品却过度商业化。学者是要名还是要钱?
  王立群:文人成功的定义没有标准,这要看谁来判断。有人认为写了出名的书,畅销的书就是成名;有人则认为写了有一定水平的作品并得到认可才是成功;还有些作家的东西需要时间的发酵才能被大众认可,甚至于被学术界认可也需要时间。
  名气大、收入高是因为印量大,作品因为过度商业化而很难流传也属正常。因为这类作品的含金量不高。越是通俗的、浅显的,越是印量大;越是高深的、有思想的,印量就小,毕竟大众接受的是浅显的、通俗的。这取决于一个国家普通大众的文化层次。当然二者兼得最好。沈浩波:在任何时代,金钱的多少都绝对不该是衡量作家成功的唯一标准,应该有更多的标准。但是,在当下的中国,风气倾向于把金钱视为成功的唯一标准。金钱衡量不是不对,然而如果所有人都只认同这个标准,这个社会就有点可悲了。事实上,除了这个标准以外,人还有精神追求,对信仰的追求等等,我认为这些更重要。
  其实,现在的中国也存在很多追求理想的作家,只是他们的商业价值没有被放大,以至于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成为了大海中的一滴水。
  当年明月:每个人选择不同,就看你顾哪头了,其实可以兼顾。我认为,留名还是好点,留钱有啥用?

 

理想VS现实
做纯艺术或者是赚钱,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没有高下之分。
  主持人:“商业化”和“青史留名”之间是什么关系,理想与现实,差距远吗?
  王立群:“青史留名”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潜在意识:立功,立德,立名,三不朽。商业化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无形之手,文人也无法规避。二者是一种选择,很多有思想的作品可以做到二者兼得;但是,这非常困难。文人常常遇到的是,在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
  理想与现实从来就相距遥远。纯粹做学术、艺术的人也需要在乎钱,因为这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也是现实的一种需要。假如家人有重病,急需一笔钱救命,文人写了自己嗤之以鼻的东西换钱,这完全可以理解。
  沈浩波:“商业化”和“青史留名”也是两个不同的标准。前者是商业标准,一部作品读者喜欢,销量好,就是商业化的成功产品。后者则是纯粹的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的标准,这样的作品可能没有人买,但一样是成功的。这两个标准在很多时候是不重合的。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远,我把这两者区分开了。我爱好诗歌,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我清楚,靠写诗无法养活自己。于是,我做出版商,选择用劳动去交换好的物质生活,而不是用自己的精神去交换。世界上不少大诗人不靠写诗生存,弗罗斯特就是保险行业的高级经理人。
  吴晓波:“商业化”和“青史留名”两者也并不一定矛盾。文化和市场的结合是好的,纯粹为文化和兴趣而写作很好,做任何一种模式,只要够专业就好。像郭敬明就是如此,他的读者群很窄,就是中学生,他能把这个市场抓住。
  但是,作为一个文人,最幸福的就是,写作自己喜欢的文章,又能够游刃有余的进行商业化运作,我就是如此。我喜欢商业史,同时,写商业史能够让我过体面的生活。如今,很多文人还是很理想化的。“蓝狮子”很多作者都是报纸的主笔,给我写一本书,很可能只赚5万元。他们不是为了钱来写书,而是为了兴趣,为了积累。
  我曾约二月河写一本曾国藩的书,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功力不够,写不好。这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重要。
  当年明月:理想和现实之间好像还是有点差距,毕竟,一些不错的文人目前还处在为生存而奋斗的阶段。文人应该也在乎钱,毕竟他也是人,每天还要过日子,每月还要交水电费。但是,出了名、挣了钱的文人不一定比一般的文人更有头脑,只是运气更好。
  主持人:赚钱与做文化事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两者矛盾吗?
  王立群:文人需要生存,他通过出书来挣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同时,文人需要承认,挣钱是文人价值的一种体现。赚钱和做文化事业之间有矛盾,但是也可能不矛盾。举例而言,我在百家讲坛的讲座受到观众的喜爱,同时也传播了传统文化。
  沈浩波:赚钱与做文化事业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纯粹的艺术不一定都没有市场,有市场的艺术也不一定是纯粹的。比如,很多画家都是大富翁,但这不代表他们就比那些一文不名的画家画得好,只是因为他们被市场认可了。他们的作品也有艺术性,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艺术品。最好的艺术品却不一定能挣到钱,梵高在世的时候就很穷。商业化的作品也可能符合艺术的标准,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才华极大,能同时达到两种标准的要求。
  做纯艺术或者是赚钱,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一个文人选择了纯粹精神的理想,就要为自己的内心而坚持下去,就要接受这样的命运,同时接受贫穷,这样的选择很高贵。文人不一定非要享受荣华富贵,比如杜甫,如果不是因为那样的境遇,他的诗歌不可能那么好。做畅销书作家也很好,他们为了市场写作,为了让读者喜欢而写作,这也很敬业。我不认为选择为了理想而活是绝对高尚的,也不认为选择金钱是低级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吴晓波:这两者并不矛盾。大部分有名的作家都是因为兴趣而写作,而且写作刚好能赚到钱。我就是如此。我做别的行业可能会赚更多的钱,但是,写作最让我开心。其实,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兴趣常常和自己的职业打架,能够两者兼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商业出版VS公益出版
将商业出版和公益出版分开,保证商业书籍和纯文化书籍都有生存空间。
  主持人:改革开放之后,民营出版业发展起来之后,读者对文人的认可标准有了怎样的改变?吴晓波:现在,书变成了一种消费品。改革开放之前,写作、出版一本书,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书在市场上会卖一到两年。现在,书籍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很多书出版之后,甚至连陈列的机会都没有。事实上,读者对图书的消费需求更接近于快餐。我所出版的财经类图书,时效性更强。比如,2007年的时候,股市很好,我们出了一本书,叫《牛市来了》就卖得很好,然后作者又写了第二本书《牛市还在半山腰》,股市就跌到了2000点。作为一个作者,我希望书里的故事和观点在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里都值得读者推敲。
  沈浩波:如今,书首先是商品,同时有负载文化的功能。改革开放之前,大家只把书看成是文化的载体,觉得书很神圣,不能把它当商品。现在,书的商品性质又太强了。完全是两个极端。
  王立群:市场对文人认可的标准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大的是学者本身具有的商业价值。
  读者对作家认可的标准也有变化:这就是多元化。读者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的读者群体有不同的阅读需求。读者自身既需要增长知识,也需要娱乐。因此,作家提供的作品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轻松的。
  当年明月:读者对书的要求是,好看,还要有点意义,否则过几天就没意思了。其实我认为,无论过了多久,好东西始终是不会改变的。
  主持人:在美国,与文化产业相关的经济领域,所创造的价值占美国全面GDP的1/3。未来,在中国,文化产业会如何发展?
  沈浩波:在欧美国家,有公益基金会的制度。作者可以向公益基金会申请出版经费。基金会有学术评审团,他们会认定书是否值得出版。这些基金会多半不是政府的,而是民间的机构。我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这种二元出版机制,将商业出版和公益出版分开,保证商业书籍和纯文化书籍都有生存空间。商业出版将图书完全推向市场,最终把出版业变成文化产业中很强的力量。公益出版可以保存一些文化上有价值的著作,出版基础教育课本。比如,有一个学者研究远古诗歌写出了著作,学术成就很高,在中国却没有商人愿意出版,就是因为这样的公益性出版还是空白。
  吴晓波:未来,中国社会进步了,越来越多的作者写书不是为了赚钱,出版社也会出更多不以赚钱为目的书。这样,就能让人的注意力回到纯粹的文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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