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家、新家、老家、永久的家、临时的家、我家、你家……
在每个人的心中，家的形状与样貌一定各不相同，但对家的感受，差异应该不会太大。家，是让我们休息的地方，是个亲情荡漾的港湾。
在外打拼的人就像高飞的风筝，飞的再高再远，终有一日也要回到原点——家。不为别的，仅仅因为一种责任、一句承诺、一缕乡愁。
家的意义不在其物理价值——并不看重房子的大小、装饰的档次，而在于其化学效益——家给一个人内心带来的安慰与温暖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其区别仅仅在于历史瞬间的模样，是轰轰烈烈，还是静水微澜。
那么，企业家“回家”是否都会轰轰烈烈？“衣锦还乡”的字眼是不是为他们独占？在我们的故事中，五位企业家的回家并非千篇一律，而是颇有五味杂陈的味道。其实，对于回家的话题，身份不是障碍，细腻的情感才是故事的主线。
直到2000年，我们经营的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我们一家要回台湾仍然很麻烦。
终于不再被严格审查
口述|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 陈宏
我是西安人，太太是台湾人，所以对我和我太太来说，回台湾算是名正言顺的回家——回娘家。
2009年12月在第四次“陈江会”期间，我和我太太又回了一次娘家——参加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访问团，去台湾参观、考察。
访问中，我可以察觉到台湾企业家欲跟大陆企业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强烈愿望，很多一流的台湾企业家对大陆企业家特别重视。在台停留的5天里，台湾知名的大家族、大企业——林家、蔡家的“家长”一直陪着我们，走高端的私人感情路线。要知道，这些家族、企业的“家长”都不轻易见人，一般的台湾企业家也很难见到他们。
抵达台北的当天晚上，台商大佬、台湾联华电子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出了一个特别的提议：带大陆企业家去台北知名的“诚品书店”买书。“诚品书店”24小时营业，是台北得购书中心，算是台北一景。整个购书期间，曹兴诚或者讲解或者陪伴，直到半夜，才在我们返回酒店后离去。在台湾，曹兴诚是行业大佬，可以和郭台铭平起平坐。以他在业界的地位，给予我们这个代表团如此关照，接待热情与规格可见一斑。
曹兴诚的招待还未结束。第二天，他邀请代表团去他家参观。他家上下几层，像个博物馆，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琳琅满目，各种类别的艺术品让人目不暇接。最后，他还坚持请我们到他投资的会所吃饭，才结束这场私人“个性化导游”。
除曹兴诚之外，我们还去了广达电脑董事长林百里家，看了他收藏的张大千的画，足有300多幅。对这些艺术珍品，连和我们同行的嘉德拍卖公司的老板王雁南都啧啧称赞。
此行受到触动最大的是我的太太。作为一位资深的台湾本土企业家，此次以大陆企业家的家属身份“回娘家”，更多的竟然是意想不到。
我的太太是一家跨国通讯公司的CEO。此次回台，她真切地感受到了大陆企业家在台湾备受尊敬。以前，她想见这些泰斗级的台湾企业家，绝非易事。此次，作为大陆企业家代表团一员，竟然成为了这些泰斗级台湾企业家的座上宾，不仅有全程陪同、盛情招待，还能和他们的太太成了朋友，相约到北京聚会。
这种受重视的程度，十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我和我太太第一次回台湾是1996年。当时我们人在美国，公司客户遍及十多个国家。那次回台一方面是去看她父母，一方面处理业务。
那时候，大陆人申请去台湾，手续繁琐，必须先去台湾当局设在旧金山的办事处面试。面试之后，台湾当局要我提供一个台湾人做担保，内容很可笑——担保我入台后，不会沦落到上街要饭或变成流浪者。审查非常严，还要看我太太家的户口本、验证担保人确实存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也是真的等等……审查时间每次都要持续一个多月。
这种“严格审查”状况持续了很久，直到2000年，我们经营的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我们一家要回台湾仍然很麻烦。
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我太太自己是台湾人，回台湾手续简单；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拿美国护照，甚至不用签证就能回台湾，全家人中独独只有我一个，每次回台都要经过漫长的严格审查，即便我是一家美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CEO。严格审查的唯一理由就是：我是大陆人。
这次，我终于不再被这种严格审查所累。从此刻开始，大陆人的身份不再代表麻烦与繁琐，而是象征着尊贵与尊敬。
大陆企业家代表团从北京直飞台北，全程只要2个半小时，比去深圳还快，入关也很快。以前入关，台湾方面会给我一张表格，上面有我的照片，表格只能用一次，然后他们要收走我的护照，暂存起来，不让我把护照带进台湾，等离开台湾时再取走，就像逛超市存包一样。
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的确让每一个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采访|王雨佳）
没有电视，没有春节联欢晚会，更早的时候甚至没有电灯……一间山村小屋却能在冬夜里给全家带来温暖。
想念湘北的山村小屋
口述|清科集团CEO 倪正东
虽然离家在外、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但无论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原野上”的歌声，还是从电视、杂志中的风光片，都能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让我在一刹那间想起家乡的影子。
我的家乡在湖南桃源。今年冬天多雪，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我的思绪不禁被拉回到25年前。
湖南的冬天也很冷，大雪外加上一点北风，那种冷很考验人。匆匆吃完早饭，一般早上6点我就要出门上学。推开门，眼前是一片茫茫飘雪；走进雪地，留下的则是一串串延续的脚印。
那种天气，没事的人一般都不出门，以至于放学回家的时候，还能看见来时的脚印留在山坡上或者田野里，没有被别人破坏。
上学的路上，我总是咬紧牙，心里默默地想着：坚持、坚持，再翻过一座山就到学校了。也是那时候逐渐明白，人可以穷，可以穿破旧衣服，可以被大雪压，可以被大风吹，但是不能没有志气，不能没有梦想。
念书就像淘汰赛。18岁那年，我经历了“失意”的一年。尽管有622分的成绩，但由于志愿填报不当，我没能走入清华的校门，转而进了湖南大学。从此，我就进入了与家天各一方、聚少离多的日子。
上大学的那几年，每个春节回家，爸爸都会在小年儿（阴历腊月二十三）前后，从悬挂的腊肉中挑最瘦的几块，切成小块给我炒着吃，以奖赏我一年的勤奋。因为肉少，不得不加上很多豆豉，这样勉强可以盛满一小碗。
从拿到清华的工科硕士文凭，到继续攻读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再到后来的创业，我离家越来越远，但家乡的印象在我脑海中却始终清晰。
人的任何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而家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家人、房子、哪怕是村边经常走的那条小路，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记忆。
2000年，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我也从得意走向失意。像清科这样的初创公司，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前途未卜。当时，几个创始人相继离开，公司只剩下3个员工，更一度面临资金危机，快要发不出工资。关键时候，“家”的概念帮助了我。我的哥哥借给我3万元，使清科顺利渡过艰难时期。现在来看，当时的3万元比现在的3000万更有价值。
现在的我总要去谈各种项目，但无论多忙，我还是坚持经常回老家看看。最常见的日程是周五乘坐下午三点半北京到常德的那班飞机，大概晚上六点就可以赶到家，吃到母亲亲手做的饭，与兄弟姐妹其乐融融的围坐一团。每当这时，我总是很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最近一次回家也是如此抓空闲，先是在长沙洽谈项目，然后坐了第二天一早的飞机从长沙回常德，到了家里跟家人吃了顿午饭，在乡间的小路走了走，下午就赶回了北京。
去年春节我因故没有回家。年三十晚上，尽管北京烟火通明、爆竹声喧，但我却无暇观赏，那时我的心早已飞回家里。这种感觉就像不管身处北京还是纽约、迪拜，夜里梦中的场景永远是家乡一样。那个湘北的山村小屋虽然不富足，却温馨、温暖。
以前每年三十，五个兄弟姊妹和爸妈，一家七口，围着四方桌，吃年夜饭、放鞭炮、串门、祭神、祭祖……没有电视，没有春节联欢晚会，更早的时候甚至没有电灯，只有盏油灯在黑夜中闪亮。一盘火炕，虽然有烟，却能在冬夜里给全家带来温暖，带来坚强和希望。
一件件小事说明，强大起来的中国国民，在心理上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
服务人员对下属毕恭毕敬
口述|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关东元
从1990-1996年，我都在巴西生活。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只回国一次，是在1991年的暑假。
出国一年就回家，在当时是很奢侈的——我的一个同学出国8年都没回过家。我之所以这么快回国，是急着回国看女朋友。
1990年，我告别才热恋了一个多月的女朋友只身来到巴西。中巴相距数万公里，当时通讯不发达，中国和巴西通电话，如同今天地球和月球通电话一样，完全不可想象，一分钟要好几十美元。我们只能书信传情。那时候，巴西和中国之间，寄一封信要15天到达，信件往来一次要1个月。为了她，我下定决心回国，和她好好相处一段时间，如果感情好就结婚；处不好，我也不能耽误她。
那一年，为了学习和生活，也为了攒钱买机票回家，我尝试了很多的办法，包括当服务生甚至佣人。
现在回想第一次回国，下飞机的第一感觉连自己都没有料到——不是想象中的思念与兴奋，而是环境怎么这么脏，空气怎么这么污浊？飞机在我的家乡北京降落之前，我向窗外看，北京完全被烟团包围。我一直非常信服一句俗话，就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是，回国还是让我感到一点“别扭”。看到家乡人随地吐痰、随手乱扔垃圾，在公共汽车站，一大群人哄抢座位，我心里颇有些酸楚：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巴西人的面貌却不是这样。圣保罗有很多的贫民窟，不少小孩没受过教育，但这样的小孩在公车上也会给老人让座。
这是20年前的现象了，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中国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国人的素质也越来越高。这样的变化让我心里非常自豪，在与外国同事和伙伴的交往中也感到更有信心了。
1993年，我加入淡水河谷公司之后，两三个月就能回国一次。那时，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印象。每次回国，我都能感到周围的环境变了：大楼又高了几层，街边的广告牌更吸引人了，国人的生活又提高了……再回到巴西，却觉得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但是，仍然会有一些小事让“回家”在我心里有一点点灰色。1994年，我回国参加商务谈判，一行人乘坐美联航的飞机，从东京转机飞往上海。到了虹桥机场，我发现，入关的队伍分两队，外国人一队，中国人一队。在欧美国家，入关队伍也是分两队，通常本国公民那一队手续简单，所以入关比较快。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情况并不是这样。机场工作人员对外国人彬彬有礼：“welcome”，对中国人则态度冷淡：“到那边排队去！”我一看，原来是让中国人排队抽血，检验艾滋病。
外国同事后来半开玩笑地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无言以对。年轻的我很气愤，甚至质问工作人员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尊严和良知？他们冷冰冰的回答：“我们也没办法，是上面规定的。”
这就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事情。
在国外的这些年，我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荣誉感，我知道在外国同事眼里，我不止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国。因为这个原因，我每时每刻都告诫自己要加倍努力，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让别人尊重中国人。当年我常驻上海时，经常回北京出差，但是我从没有办过私事，甚至没有去看一看我咿呀学语的儿子。在国外学习生活，在外企工作的这些年里，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外国人夸奖我“不是一般的中国人”。夸我的人出于好意，但是我理解这句话的反面是说，一般的中国人并不优秀。中国人可以在经济上令世界刮目相看，在其他方面为什么滞后这么多？
从1996年到现在，我一直担任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区总裁，目睹了祖国在经济方面巨大的进步，但是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仍然存在。
类似的事发生过很多次：当我和巴西下属一起入住中国的酒店，服务人员对我的下属毕恭毕敬，对我则十分冷漠，等知道我的身份之后，马上又很后悔。我时常会忍不住对这些服务人员说：你们不应该因为哪位客人长着一张外国脸就厚此薄彼，尤其你们都是中国人，更应该尊重自己的同胞！
我所经历的这些小事虽然越来越少，但确实存在。这说明强大起来的中国，在民族心理上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我们中国人仍然缺乏自信。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采访|王雨佳）
尽管有时候，男人在情感方面是粗线条，不够细腻，但是男人的灵魂更需要家庭的抚慰。
援藏归来三句话
口述|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由华东
86岁的老父亲现在是家里唯一健在的老人了，他让我时刻牵挂。每次出差回来，我都要回家看望他，不出差则每周都去。
老人年纪越大，心理关怀对他越重要，老父亲恨不得小辈们天天守在身边才好。他跟我妹妹住的比较近，有时候让我妹妹打电话，问我怎么两年不去看他？其实他是有些糊涂。我经常去，每次也不怎么跟他聊，就是安静地陪着。
在职场上拼搏，总有很多难题、很多困难挤压着你。有次我在干部会议上有感而发：诸位都干一个行当，彼此都有相近的感受——身心俱疲。
身心俱疲最好的疏解方式是回到你那个小家，在小家至少不用考虑跟妻子、孩子非常“艺术”地表达你的观点，可以简单的、直接的说。
尽管回家之后，可能没有很多的语言沟通，但家人会充分理解我，交流往往一个眼神就够了。我和妻子结婚30年，相濡以沫说不上，但是心心相印还是做到了。
1995年的一天，领导突然态度严肃地找我谈话，第一句话是：找你说个事；第二句话是：市委常委会决定，派你去援藏，具体多长时间、在哪都不知道；第三句话是：上级领导说，爱你没商量。那天，是出发前一周。
出发前三四天，我才跟妻子儿子说我得调去西藏的昌都地区工作，儿子马上去看地图找昌都，并对我说：“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会下降0.6度，那个地方海拔高，一定冷，你要多准备点衣服。”我当时感觉很暖心。
援藏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探亲。依然是固有的平淡。妻子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想吃点什么？”我则回答：“随便吧”。不一会，妻子端出来的是我最爱吃的饺子，当时感觉真是很温馨。
“你黑了、瘦了，西藏是不是很艰苦？”我边吃饭时，妻子一边迫不及待地抛出了第二句话询问。我说“是啊”。她的第三句话也是发问：“回来能停留多久”？“可能待不到正月十五，估计最多有十几天吧”。妻子似乎有些欣慰：“还好，也不算太少”。
就像这样，我的家庭事务没有什么波澜壮阔，很多时候都是大家的默契，甚至在我最需要家人支持、肯定的时候，感受到的也一定是家人默默支持的氛围。
其实，妻子为我牺牲了很多，我们原来都在同一系统工作，后来因为上下级关系，不得已，她调离了天津电子仪表局。
1995年我被派去西藏昌都，一去就是三年多，那会打电话需要抢线，还要优先照顾下属，我可能一个月只能往家里打通一次电话。虽然我和妻子偶尔也会通通书信，也不是那种恋爱的激情与冲动，也就是说说家长里短、报告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说说藏传佛教、习俗等等。
其实，我除了不和父亲说工作上的事情，也不会跟夫人说很多单位的事。反倒是妻子很理解我，不打听，还主动在侧面帮助我。被调离我们系统之后，她去了一家科研单位，成为管理学教授，妻子就是利用这点个人专业的长项，经常在家用专业知识开导我。我们不谈具体事，只谈某类现象，不涉及某个企业或个人，一起讨论怎么办，这实际也是一种充电。
家庭是根、工作是本，舍了根还是舍了本呢？都舍不了。我感觉，不仅是女人需要一个温馨的家，男人也需要。尽管有时候，男人在情感方面是粗线条，不够细腻，但是男人的灵魂更需要家庭的抚慰。
（采访|本刊记者孙瑜）
听演奏、喝啤酒、吃东西，天一黑每户一根蜡，草地间低乐浅鸣、烛光点点。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好。
享受家庭森林音乐会
口述|世嘉地产董事长 朱仝
我离开家最长的一次是1992年。那年我32岁，被公司派到海南工作，一去就是三年。1989年，海南刚刚建省，大规模建设导致房地产市场急速泡沫。
跟最近的情况类似。只不过，那时候叫“火”，现在叫“泡沫”。
那次从海南回来以后，我的工作、生活一直以北京为主，没怎么离开过，偶尔离开家也是短期出差，因此，我对家的理解很单纯，最大感受就是：家就是一个工作之外休息放松的地方。这种感觉近些年更加显著。
从事房地产行业其实特别累，从钱上说，每天经手几百万都是小数。白天的工作可以说让我筋疲力尽，晚上回家以后唯一的希望就是不再想工作的事情，能够尽量的放松、休息。有的时候，由于白天的状态亢奋，到家之后，大脑还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想静下心来做不到。这时候最想做的就是一句话不说的呆坐。
为摆脱工作压力，我渐渐爱上了写毛笔字。以前是偶尔，最近一年开始天天坚持，以至于现在每天回家不写一个小时的字，心里会觉得缺点什么。
其实，书法是我从小就有的爱好。这可能与我的家庭氛围有关。我的爷爷那一代就很讲究传统文化，父亲曾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在这方面更加看重。从描字帖到给别人写字，我也算有些根底。
但是我近年来的坚持书法，完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安静氛围的追求使然。
每天，乱哄哄的工作之后，回家晚饭后，我就会把纸铺开，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也许，写第一篇字的时候，气还不顺，手会有一点哆嗦。但是第二篇快写完的时候，一定是气也顺了，字也美了，笔画自然就协调了。等写完字以后，整个人得状态跟写字前会完全不一样，就像换了一个人，身体也静下来了，头脑也清晰了，睡觉都会香一些。
别看写字时，电视机放着我爱看的节目，音响播着我爱听的乐曲，但一旦进入状态，我的心中只有字，外界的一切皆不能入我视听，所有的注意力全在一笔一画之间。
偶尔，在家的时候，我也刷刷碗，泡泡脚，这些都是一种调剂，也是养生，也是休息。把自己置换到另外一种环境，是对工作压力的一种转换。调剂好之后，我可以用更积极的身心去面对新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就是我的港湾，是我内心的一方净土。
列宁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别看有些人能熬，但他的工作效率不一定比我高，因为他工作七天，哪天都没休息好。我虽然只工作五天，但是天天都休息好了，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更高。
很多人都说，我是个不适合做生意的人，我其实也不想一直从事房地产。我的梦想是从事一些艺术性交流工作。因为我从小喜欢音乐，也学过一些乐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国内目前有内涵、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演出很少。所以我给自己的退休生活设计了一种可能——搞音乐会，请国外著名乐团来中国做文化交流、商业演出，这是我最向往的。
我曾经参加过一种国外的音乐会，形式很随意，是家庭式的。一般是选在郊外的青山绿水之间，观众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子一家子的坐在草地上，主办者在前面搭一个台，观众席地而坐，听演奏、喝啤酒、吃东西，天一黑每户一根蜡，草地间低乐浅鸣、烛光点点。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好，不像我们这么躁动，不但是对音乐的欣赏，还是一种家庭式的休闲。其实，现在西方对于家庭概念反而特别强，中国人都在挣钱，都很浮躁。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家庭形式，这种森林音乐会给予我极大的吸引。这种森林音乐会现在中国还没有，设立文化公司引进这种形式是我未来的“人生目标”。（采访|本刊记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