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在这篇《背影》中，朱自清先生对父亲的描述，曾经感动过一代人。也许，学生时代的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文中的深切感情，但在长大成人之后，那朴实无华的文字一定会激荡起你我心里的一泓涟漪。
父爱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这份感情，从没有半点修饰，且与生俱来。但是，反观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却是从无到有、从不知到自觉的。越是到了父母年岁大了，我们才越能体会他们的舔犊之情，既浓且烈。
况且，两代人之间，轰轰烈烈的故事并不会经常出现，反而是点点滴滴的些许小事，才是人性中最柔软的。
徐少春——听城里城外的故事
口述|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 徐少春
我是在湖南沅江靠近洞庭湖的一个农村长大的。家里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用湖南方言称叫“满仔”，因此得到了较多的疼爱。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当时我的家境非常贫困。
当时学《政治经济学》，里面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以至无穷。套用在我身上，基本上是“萝卜、咸菜、再萝卜、再咸菜，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读书并考上大学，和父母的支持分不开。在我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穷志不短。我的父母是非常鼓励孩子们积极向上的那一类人。
恢复高考制度后，父母积极鼓励我去参加高考。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我读高中到大学的数年间，每次回家，妈妈都会煎一对荷包蛋，这在农村是家庭最高礼遇，如今想起来，还很让我感动。
在家庭影响下，我的大哥也求上进，当上村里的民兵营长。这个工作和外界接触比较多，经常带回来一些官员、朋友做客。这时候，母亲如果不热诚，就很容易生尴尬、起冲突。可贵的是，我的母亲非常好客。每次客人来了，她都在老式的四方桌旁摆上条凳，泡上家乡的“擂茶”——用生姜、芝麻、花生、黄豆之类配的，喝起来味道醇香；赶上吃饭时间就请人家一起吃饭。虽然当时家里条件差，但是因为母亲的大方随性，被大伙称为“阿庆嫂”，就像红色经典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角色一样，受到喜爱。而且，我的父母非常善良、纯朴，绝不会因为客人身份的不同而招待不同。父母和同村的乡亲关系特别好，父亲也大度，善于和不认识的人交朋友。后来家里条件好一点，我总是看他给人递烟，一包烟经常是别人抽了一大半，他只抽了几根。
那时候，来家里的客人有公社的干部、乡长、县城来的朋友等等。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往往会在一旁静静地听。听他们说城里城外的故事，让我视野开阔，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持续的。大哥带回来的书我也读，看了这些书更加坚定了我要努力学习、出人头地的想法。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希望以后能当上像那些客人一样的官，像他们一样的实现抱负。
有一次，家里一位客人逗我说：“你抽不抽烟？”我回答：“我不抽，我不当县长不抽烟。”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心里有个感觉：能潇洒抽烟的大人都是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如果要抽烟，地位也要匹配，只有实现“理想”了才可以想抽烟这些事。
我觉得我的某种理想主义、去实现成功、去为社会多做贡献和渴望追求正义和公平等等性格特点，和家庭的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如今，母亲已经80岁了，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有时候甚至意识不太清醒了。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她看到我还是那么亲。原本，临走时，交待好让她不要下楼送了，可等我们坐上车，她还是下楼来送。那一刻，我心里很暖、很感恩。
（采访|本刊记者孙瑜）
张跃——平淡的幸福感
口述|远大集团总裁 张跃
从10岁-17岁，我一直是住在糖仓库里面。因为母亲是湖南郴州地区的仓库管理员，全地区300多万人的白糖由她管理。那个仓库巨大无比，大概有5000平方米，里面堆满了白糖。小时候，我非常贪玩，成天跟一帮小伙伴在糖仓库里面玩。仓库里一袋袋的白糖堆的跟小山一样。我们跑上跑下地捉迷藏，手啊、脚啊，都能沾到糖，但就是不能往嘴里送。
上世纪70年代，国家还在实行消费配额制度，每人每月只发二两糖票，糖资源特别紧张。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白糖，现在依旧喜欢，但是在母亲跟糖打交道的这段时期，我家里的所有人都吃不上白糖。为了避嫌，母亲专门去外边买那种苦苦的红糖。即便糖仓库有散落的白糖，母亲也还是那句：“不能吃。”
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台湾被解放。因为有一次，母亲对我说，“等台湾解放了就不缺糖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台湾甘蔗多，糖产量非常丰富。那时候，母亲经常唱一首歌：“我爱我的台湾，台湾是我家乡。”
那段时期，我家里也不能喝茶。有一次，母亲看到她的一位同事抽屉里有茶叶，就闷闷不乐。因为她管理的另一个仓库是储存茶叶的。她还管理一个储存罐头、以及各种各样的糖果和小食品的仓库。有时候，罐头撞坏了，不管多少钱的东西，都需要特价处理掉，但是我们家从来都得不到这些处理品。父亲还曾经跟母亲开玩笑说，“还好，你不是大米仓库管理员，不然我们一家人都要吃杂粮喽。”
母亲对自己要求很苛刻，也从来不和我们多费一句口舌，只要执行——就是不准碰那些东西。她觉得这种基本的道德要求，是高于一切的。因为母亲的缘故，我从小就有这样一种概念：永远不能去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能。
母亲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大的仓库包括母亲在内，只有两个人在管理。每天收货发货之类的工作量非常大。仓库里都是茶叶、食品、香烟之类的物资，夏天温度高，容易发霉，母亲就开着风扇，不停的往仓库里吹风，给仓库降温，甚至通宵守在那里。食品发霉是每一任仓库管理员都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是在母亲管仓库的那段时间，物资从来没有发过霉。
遇到下雨的时候，因为仓库里有些地方会漏雨，母亲会把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拿去接水。还记得有一次下雨，我准备拿脸盆去洗脸，但是一个都没找到。母亲说，今天没办法用了，家里所有的脸盆都在仓库接漏水呢。在她的心里，就只有一件事：工作。
受母亲的影响，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工作不讲条件，包括不让别人对工作讲条件。其实，这些观念是辈辈相传的，我母亲的处事观念，是从我外公外婆那里遗传的。母亲不贪、一清二白，不能有模糊界限的性格，酷似外婆。
其实，这些性格特点也不单体现在我母亲身上，那其实是整个一代人的特色。父亲曾经讲过，他做农村干部时，一次洪水将信用社的保险柜冲出去500多米，锁开了，里面5万多现金全散落出来，被洪水冲走，最后是附近的村民捡到并上交了4万多。就这样，当时的村委书记开会时还在批评：有些人不自觉，捡到钱未上交。如果这个事放在现在，能捡回来多少？
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在下降，人们的潜意识里缺乏信仰，没有满足感，也就没有幸福感。实际上，遵守准则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比如我，从1995年到现在，我没跟银行贷过一分钱，我不愿意给自己增添过多的压力，其实人带上压力以后就要被迫做很多事情，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不是你想权衡就能权衡的，这样就会给自己带上无法承受的枷锁，人就会脱离自己的道德标准。
母亲现在已经74岁高龄了，她退休这十几年一直在画画，已经出了两本画册。她是一个很勤勉的人，连画画都觉得要画好，每天还给自己施加压力。
我现在觉得，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好。就像父亲说的，人在富有之后，就容易图名，容易被名利捆绑。而不争强斗胜、平淡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财富。它带来的幸福感，远远大过名利。
（采访|本刊记者 徐建凤）
卢铿——“记住你在社会里”
口述|海尔地产董事长兼CEO 卢铿
我的父母很有缘分，两个人的阴历生日是同一天，他们的上一辈也是很好的朋友。我的爷爷卢作孚是同盟会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我的外公则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是李大钊1920年发起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后来还当过“四川省主席”的政治部主任。外公去世得早。他去世后，爷爷的四弟卢子英——他跟我外公的关系更好些——介绍了我父母相识，并撮合了他们的婚姻。
爸爸妈妈从小接受的教育差不多，两家又是世交，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顺理成章。难得的是，两个人一辈子相濡以沫。前几年，我父亲在90岁高龄的时候去世了。现在妈妈已经93岁了，住在北京。我每次去看她，她都要跟我提起很多以前的事，大多是重复他俩当年的恋爱故事。
“文革”期间，父亲在1971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直到1978年才平反。这中间，父母受了很多苦，但他们从来不抱怨。
在我的记忆中，不管在外面受到多大的委屈，父母回到家里从不带着负面情绪，没给过我任何压力，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东西会长久，“总会过去的”。即使在“文革”结束很多年后，早已可以自由说话的时候，他们也不抱怨什么，甚至不愿意我去发现和议论社会上的阴暗面，因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国家好。
我曾在大巴山待了10年，其中2年是知青，8年做工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当工人也不让我学技术，只能当搬运工。我有时真觉得实在很难承受。记得有一次照镜子，发现自己好像突然之间变得很苍老。所以父母来看望我的时候，我不免跟他们抱怨。当时，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要记住，你是活在社会里。”意思是说，人不要太自我，在这个社会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这句话我至今记得，有时候还拿来告诫别人。
爸爸是学机械的，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小就是一个汽车迷，16岁时，曾自己修好一台发动机。小时候，我就喜欢看汽车类的书，当时，爸爸给我“最奢侈的享受”是：周末带我到一个情报所里去看书。那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一个情报所，里面有很多外文书、汽车杂志什么的，但只能在里面看，不能带走。这是那时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虽然当时还很小，多数文字都不太看得懂，主要只是看图，但这段看图的经历对我后来的学业和事业影响很大。
现在想想，在我人生的每个关键点，父亲总是及时给我一些启示或帮助。我两岁回内地后，就再也没去过香港，直到1984年，我34岁时，才第一次跟随父亲去香港。还记得当时要穿西装系领带，而我从没系过领带。是爸爸教我这个30多岁的大男人第一次系领带。当时的内地跟香港差距很大，每个人都在认真做事，服务做得非常到位，这让我感慨良多。
那次去香港，是为了见父亲的一位同班同学唐义方。唐先生是新加坡知名企业家、政府官员，算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经做过李光耀的资政，还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助理。当时他跟我爸爸说：我在新加坡已经做了很多事，现在想为中国做点事。
后来，我就到了他的公司里，开始了华新国际创业，那是我正式下海的开始。198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帮中国做辽东半岛的经济战略规划，选了唐义方作为国际专家，我也有幸参加了项目。当时，沈阳还没有商品房，当地政府让我们帮忙做一个外商居住区，由此我踏上房地产行业的道路。
我们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爸爸是一个标准的技术人员的形象，不会做家务。有一次，我看到他煮面时居然把塑料袋一起扔进锅里。他对我们的态度一向比较严肃，印象中，我们姐弟三人从没在他面前开怀大笑过。记得我们十几岁时看小说——其实当时也没什么小说看，就是一些国外的短篇小说，有些书里多少有些关于男女关系的描写——爸爸每次都要事先检查，通过的才让我们看。
相对于严肃的父亲，妈妈跟我们姐弟几个相处的时间更多。她喜欢给我们讲家里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让我读《儒林外史》、《资治通鉴》这类书，因为我外公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母亲的国学底子自然很好。
现在我妈妈93岁了，海尔集团的内刊每期都要寄给她，她会一字一字认真地看，要是有哪期寄晚了，她马上就会问我原因。“什么叫不简单？就是把所有简单的事都认真做好。”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曹慰德——顺从的受益者
口述|新加坡万邦集团主席 曹慰德
我的父亲经历了太多的动荡。
原本他出生在一个实业家的家庭。父亲的祖父曹华章，20世纪初，在上海黄浦江沿岸成功开创了自己的运输事业。接着，我的祖父曹隐云，又创办了化学制品公司，并涉足金融业——创立了一家中小型银行。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浦东曹氏可称是上海浦东人中的富商巨贾。
但是二战时，上海被列强“瓜分”了，父亲虽然生活在英租界、法租界，但还是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内战爆发，父亲不得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没有了根，就要适应在外边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在父亲的脑海里留下了太多“恐惧”。这种印记是深深打磨在意识形态里的。即便随着年岁的增长，可以依靠智慧淡化，但在潜意识里，“恐惧”不会消失。如今已经86岁高龄，但那段时间留给父亲的印记，仍挥之不去。
内在的恐惧，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从发生在外部的事实得到印证。父亲内心的恐惧，是我不想“继承”的。有句俗语说：三岁看八岁，八岁定终生。其实，父母对我的真正影响，很可能在我尚在懵懂的几岁时就已经烙在我的意识里，但到了80岁可能都还会用，哪怕是下意识带动潜意识。很长的时间，我都在努力洗掉这种影响，直到最终“恢复自由”。
除了“恐惧”，父亲影响我最大的地方是我对他的“顺从”。
我是家里的次子。此前，我接手家族企业、读大学、选专业，都是父亲的安排，不过我无所谓，反正也没有好好读书。我的大学生活，不过是在骑马、开飞机、玩风帆、开P A R T Y中度过，而不是在课堂上听课。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父亲叫我去读书，我就去读书，能够跟父亲交差就行了。
这一点是我与父亲最大的不同。父亲的性格是阴性的，他不会跟别人起很大的冲突。但是他想要的东西，一定会想办法拿到。我的性格则是阴阳不定，很随性。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家族企业。两年时间内我更换了七个部门，直至最后没有部门愿意接收我。
当时，我就动了一个脑筋，向父亲提出：由他贷款给我，我去创立自己的企业。包括父亲在内，公司所有同事都拍手称好，因为他们终于摆脱了一个“大麻烦”。我也很开心，这样一来，我就逃离了父亲的捆绑。
现在想想，当时的叛逆也许是一种歪打正着。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方式比较好。创业就会进行创新，事业是要不停创新才能守下来的。
其实，无论是现在，还是从前，我都不太喜欢做生意。生意这个游戏不好玩。因为玩这个游戏的人，大多会有很多恐惧。恐惧的人就会做笨事。跟他们一起玩，他笨，你也要笨才行。但是，我从小就对家庭有着很深的感情，加之性格随性，对于父亲的安排，也就顺从了。
但是，多年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是“顺从”的受益者。多年生活中，我看到了很多追求自己爱好的人，都很难一直保留那份激情，最后的处境是上不去下不来。
现在，我教育下一代，也希望他们听从父母的建议，因为最终他们会从中受益。其实，这并不是说父辈有着多么高深的智慧，只不过，他们对我的教育是祖辈的一种传承，是潜意识里的东西，而潜意识才是智慧之母。
（采访|本刊记者 徐建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