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与鸟》 1973 年 林德纳(德国) 钢盔式的发型,雄赳赳的派头,昂首袒胸的女子,引人垂涎却凌然不可侵犯,想入非非又望而止步。看林德纳的画就像走到火车道前,突然听见刺耳的警笛,逼得你驻足,审视。
某些人生来就有一个老人的眼光,有些人至死仍葆有孩童的无邪,德国画家林德纳就是这两者兼具。来到繁华、翻腾的纽约,惊见这个五花八门的大都会,第一眼看来粗俗荒诞,随后兴趣盎然。
仿佛林德纳的隐私日记,被摊在众目睽睽之下,主题十分困扰同时隐含尖酸。两种文化的冲撞,不安在发酵;暧昧的图象,说不清的复杂。
被称为污秽的浪漫,林德纳不以为意。极尽艳想玄思,只为剥解跨越时空的记忆。现实事件中,越南战争的伤痕、柏林围墙的筑起、肯尼迪总统的被刺,百老汇大道上的奢华橱窗,群体狂欢的乌烟瘴气,这些都烙印着他。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发表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其实每个中国人从中或多或少不难找到自我的投影。
生活的暧昧,混杂着不确定性;历史的暧昧,销蚀了璀璨的光芒。多少叱咤人物,只留下模糊难辨的面孔。清朝第一个提出搞洋务运动的官员胡林翼(字润芝),是那个年代湘军的精神领袖,曾国藩、左宗棠都得到过他的提携,曾国藩说:“润芝之才胜我十倍。”左宗棠直呼胡为自己平生唯一知己。只可惜胡49岁英年早逝,被湮没在同辈名将的光影之下。后来毛泽东因尊敬胡润芝,改名润芝。据说毛泽东不愿做一个“草头将军”,就去掉了“芝”字的草字头,为“润之”。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里,不乏胡的精髓。
偶读梁漱溟先生尘封70年的遗稿《中国文化的命运》,更觉彻人心骨的暧昧。“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又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万言而讨论不完。”
躁动的时代,西方的含混恐是梁老先生也看不真。新近采访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时,他借一桥段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我认为是诚信危机。好比一个人拿1000元大票到旅店开房,收款的说没钱找,那人说拿大票抵押。之后旅店的人,用此大票买米,找不开再抵。米店的人,又拿大票买油,还找不开,就这样大票一抵再抵,1000元钱转一圈又回到旅店,尽管白住、白用、白花,但所有人都付清了账,第一个人设计时就知你没钱找。”这正是社会巨额财富损失的缩影,究竟最后由谁来买单?当信用变得过度暧昧,危机是迟早的事。
有沙弥问禅师:坏人要度吗?禅师在纸上反写了一个“我”字。问沙弥:这是什么?沙弥答:反写的“我”。禅师问:写反的算不算字?沙弥答:不算。禅师道:不算为何说是“我”?沙弥又改口:算。禅师道:既然算为何又说反了?沙弥不知如何答。禅师道:正写是字,反写也是,如果你不识字,就算我写反了,你也无法分辨,重要的在于认识人的本性。
从本性看,好坏无常,暧昧有度,就看你的禅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