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军幻想时间能够倒流
口述|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军
每当身边有人争论南方人、北方人的差异时，我都会选择沉默。因为我对南方人、北方人都有亲切感——我爸爸是上海人，我妈妈是北方人。
我的父母是大学同班同学，共同在吉林工业大学读书。毕业后，母亲先落实了分配，父亲便追随母亲来到西安。自此，他俩又同在一所大学——西安公路学院（现为长安大学公路学院）任教。父亲教运输管理，母亲教汽车电器。
小时候，我的家庭生活很平淡。父母工资不高，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日子过得清贫却温馨快乐。每天晚上，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四个人面对面坐在桌子前。我和姐姐看书，父母备课。这就是我印象中的童年。
那时候，我的最大期盼不过是过年时能到姑姑家吃顿好饭，或者是爸爸从上海探亲回来，能给我带几块大白兔奶糖。这样平静的生活持续到了1983年。
那一年，因组织安排，父亲被派到也门的首都萨那工作。被外派之前，他特意去上海外国语学院突击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阿拉伯语。原本，国家都会给公派的老师配一名翻译，可父亲坚持要自己学，他觉得这样上课可以节省时间，也能少请一个翻译，给国家节约一份钱。
父亲一走就是八年。八年中，父亲只有每年暑假可以回家待一个月左右。直到1991年，才结束了海外工作生涯，回到国内，我已经是一名差一年就毕业的大学生了。
本以为，可以回复之前的平静生活与幸福，即将大学毕业的我，也可以分担父母的生活压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回到国内不久，父亲就查出罹患了肝癌。1992年的那个寒假，回到家的我才发现父亲病重得已经卧床不起，我伤心不已。
当时，医生已经给父亲“判了死刑”。我特别想在家陪着父亲，守着他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可是，病重的父亲坚持让我回学校，他不想因为他的病而耽误我的毕业分配，并由此影响了我的一生。几经争执，我还是没能拗过父亲。被逼无奈的我最终忍痛踏上去北京的火车。
结果，刚到北京，我就收到家里的电报。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每每想到这段往事，我都悲痛万分。父亲从小就疼爱我，我上了清华，他也特别为我骄傲。可是在他离开的最后时刻，我却没能陪在他的身边。这些年，我总是幻想时间能够倒流，并经常责问自己为什么不坚持晚走一天。如今，怀念父亲的我只能通过看不见的悲伤和看得见的眼泪来表达我对父亲的爱与思念。
仔细想想，其实，父亲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一个普通的上海男人，不吸烟、不喝酒，爱干净、很勤快。在家的时候，都是他下厨做饭。但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细节，才是最让人刻骨铭心的。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并且桃李满天下。
虽然父亲没有像我一样做企业，但我总觉得他比我优秀，比我更有成就。出于这种感觉，我想去也门他工作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父亲的早逝也让我更珍惜母爱，对母亲也更加孝顺。我母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在亲人、朋友、同事面前人缘都非常好。母亲还写过很多书，很早以前知名度很高的《驾驶员手册》就是我母亲的著作。有趣的是，当了一辈子老师，并且退休这么多年，母亲还保持着当老师的习惯，经常教育我不要自满。也许是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之下，一直在努力的我还真的没有自满过。
做企业每天都会有难事，但是有再大的压力、再多的难处，我也不会跟家人念叨，跟母亲诉苦。因为，我再也不想让母亲为我操心。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孙坚至今记得那刻母亲的眼神
口述|如家酒店集团CEO 孙坚
我的家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父母都是内敛的人，平时从来不跟我们讲大道理，只会以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正直，学习、工作要上进，对待周围的人，要存有感恩之心。
我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我上小学之前，母亲一直在上海郊区川沙的浦东卫生防疫站工作，每周只能回家一次。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她要坐小火车才能回家。倒是父亲，每天下班都能回家，所以主要是他在管我们兄弟两人。
生活上，我主要由外婆带，弟弟主要由奶奶带。因为我比较听话，而几个表弟更倔强，所以，我是孩子中最受宠爱的。比如说，别人结婚送到家来的喜糖，最好的一颗大白兔奶糖，一定会留给我。夏天买冰棍，外婆总是买两根，三个表弟分一根，我一个人吃一根。
印象中，母亲一直很忙，不能打扰，也没有时间陪我，但我明白，她对于我的关心和爱很深。五岁那年，放暑假的我去防疫站看她，和她同事的孩子们一起玩。那时候，郊区很多民房都是毛竹做的，屋顶上盖着帆布，雨后帆布上会有积水。我想爬上房去玩，结果爬到一半，毛竹断了，尖尖的毛竹扎到了我的眼角上，流了好多血。母亲第一时间赶来。我至今还记得，一贯严厉的母亲当时看着我的眼神，既焦急又自责，眼泪扑簌簌掉下来。缝针的时候，我疼得哭了出来，母亲则一直柔声安慰我。
从我上小学开始，父亲就罹患了糖尿病，后来病势逐渐严重。我1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病重期间，是我家最艰苦的时期，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不说，母亲的工作却愈发繁重，无暇照顾父亲。某一天，母亲突然一反常态，跟我讲了一句极其严肃的话：“你是长子，长子为父，你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的。”
自此，还在上小学的我，中午11点半放学之后，就骑着自行车去食堂买饭，然后骑车回家和爸爸、弟弟一起吃。当时，我还不够高，无法骑坐在车座上，只能一颠一颠地蹬。车后架上还绑着一口锅，我要小心不让饭菜洒出来。差不多两年，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我都是这么过的。曾有人感叹，这么小的孩子好辛苦。可我觉得挺幸福——本来父母不让我骑车，可是因为要买饭，我一天可以骑两次自行车，很好玩，也很威风。
生活使然，我成了一个特别乖的孩子。中午要买饭，晚上也要赶回家照顾父亲——父亲生病后期神经痛，要经常帮他按摩。没时间跟同学玩，也被我视为理所当然。
父亲的手特别巧。当时，家里困难，无法给我们买太多衣服，一件衣服，破了、短了，也不能扔掉。父亲就自己动手拆拆补补，总能弄好。他还会用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他躺在病床上为我们补衣服的身影，到现在还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独自带着我们兄弟。我念中学的时候，因为工作出色，她还得了卫生系统的“全国先进工作者”。那一次，平素不轻易表露感情的母亲，得奖发言稿写到很晚，整个人特别高兴。
（采访|本刊记者 王雨佳）
甘连舫显然对我“狠”了点
口述|北京星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甘连舫
我的父亲老实巴交，母亲则争强好胜，因为性格和地位的不匹配，这本是一段不幸福、不平等的包办婚姻。但父母之间纵有千般嫌隙，他们仍然绕过了命运设置的重重关卡，将我们兄弟抚养成人。
提及我的家庭，无法回避我的爷爷。解放前，爷爷凭借着勤奋和智慧，攒下了40亩地、12间房。家境阔绰的他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甘大善人”：一直无偿赞助清真寺，借粮食给乡亲从不求归还。但是，乐善好施的爷爷却在“四清”运动里被“定罪”成富农，我的家庭也因此蒙上了阴影。
因为处于政治底层，父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最脏的活，挣最少的工分儿，同时，还必须忍受他人的屈辱。我记得，当时村里的大喇叭一响，全家就异常紧张，总是怕又要开批斗会。在那样的环境下，父母亲只能加倍出力干活，以期养大我们兄弟五人。
那是1962年，我刚满11岁，适逢三年自然灾害，饿得实在无法忍受。为了转移注意力，孩子们白天不能闲下来，只能出去看电影，听大鼓书。要一直等到晚上，妈妈从食堂加班回来，才能给我们带回来菜窝头。一见到食物，饥肠辘辘的我们，很快就一扫而光。但吃完了才有人注意到，母亲当晚什么都没吃。每念及此，我总是不免唏嘘。
与父亲相比，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更鲜明一些。因为她不仅为人母，更承担起了如父亲一般养家的责任。出于对母亲的感激，在我年少的时候，从未“忤逆”过母亲。作为老大，我更是和母亲一起，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上世纪80年代初，成家后的我与母亲分家另过。分家时，我把家里借的500斤粮食和300块钱外账，都扛了下来。通过这种方式，至少可以让母亲不用为了外债而再操心。两年后，我偿还了这些债务后，又与母亲合家一起过。
随着台球桌生意的兴起，我的生活开始渐渐好转。1987年，我的企业一天能做出5个台子，一台能卖1000多元，每日的利润在2000元左右。这个手艺，在当时算是非常可观了。我盘算着，加大投资生产高档石板球台，扩大生产规模，但却遭到了母亲及二弟和我夫人的极力反对。因为，她很满足于当时的状况，觉得加大投资的风险太大。小富即安，是她追求的生活状态。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听母亲的，而是坚持己见并最终获得了更大的收益。那一次，可能是我第一次没有听母亲的话。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的公司虽小，但也有股权分配。我当时的股权是占公司的40%，一个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占40%，母亲占20%。后来技术伙伴退出。按理说，企业前期的技术和资金都是我的投入，这40%理应归我，我应该享有合计80%的股权。但母亲不干，非要一人一半。我自然没什么话说，很痛快就同意了。
随着公司渐渐做大，我的两个弟弟也都来到公司打工。我很理解母亲，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平分母爱一样，将财富平均分到每个儿子身上。
直到前两年，母亲还会经常到我这里来“要钱”。尽管我给她开工资，但一个月工资是不能“满足”她的。她经常会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再要一些钱。但这些钱她没有给自己花过，都是转手就给了亲戚朋友。知道她的好心，我对母亲的“善举”从来都是一笑了之。或许，在四清、“文革”岁月里受尽了委屈的母亲，现在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宣泄曾经的压抑吧。
（采访|本刊记者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