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弧线饱满而圆润。
但是，没有人可以确保这条命运弧线可以一成不变，持续画到人生的终点。
没有不变的人生。正因为有了改变，人生才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
更何况，曾经的改变成就的是你现在的人生。所以，面对改变，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当你的人生状态转换到另外的轨道，再回首重新审视过去的那条弧线，你看到了哪些不一样的光环？
王均豪 胆大“包机”
口述|均瑶集团总裁 王均豪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更不要说几十年的人生跨度了。
回想过往，触发我的人生改变有两件事：一件是当年的“包机”成功，它让我在此后的事业中更加敢想敢做，敢于尝试新目标；另一件则是大哥的去世，那段经历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维度以及活着的意义。
我从小在渔村长大，原本事业的唯一出路就是接替老爸继续当渔民。那时候的渔船很落后，很容易发生事故。我七八岁时就曾亲眼看过一条船上十几个人全部淹死的惨状。看着尸体一个挨着一个被摆在沙滩上，那种恐惧别人难以想象。当时的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再当渔民，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从十几岁开始，我们三兄弟背井离乡常年在长沙打工、做生意。
1989年我大哥和老乡们包了一辆大客车回家过年，途中我大哥发牢骚嫌车太慢，一个同伴揶揄他说：“有本事包飞机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大哥开始琢磨起这件别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细细一盘算，从理论上讲，如果可以包一辆大巴回去，包飞机应该也可以，那为什么不试试呢？
抱着这种想法，我们三兄弟开始想办法促成这件事。当时温州机场已经启用，但跟长沙之间却还没有开通航线。在那个年代，民航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乘飞机都有行政级别限制，民营资本要想渗透进去谈何容易。
其实，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温州机场已经启用了，飞长沙的航线应该很快会开通，但等来等去这条航线一直没有开通。于是我们去问原因，民航局的人说：“目前，长沙到杭州的省会之间，一周两个航班还坐不满，温州这个小地方根本没办法开航线”。
但我个人不是这么看的。以我常年在长沙做生意的经验，成千上万的温州商贩完全有经济能力乘坐飞机。对于很多经常往来于温州和长沙之间的老乡来说，开通这条航线也是一件方便家乡人的好事，只要运营合理应该会有市场。
而且，我们家乡有一种传统，出门在外赚了钱讲究的就是回家乡铺路、架桥、做好事。当时我们三兄弟也有了一些原始积累，如果实现包机，也算是为家乡做了件好事，大不了自己亏一点儿。
想通了这一点，我们开始四处申请批准航线，去各级政府开证明，并在湖南民航局交了部分保证金。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我们的首航终于在1991年7月28日正式开通。
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真的感慨万千。小时候，经常看到战斗机在渔村上空飞过，那时我对飞机只是好奇，觉得“飞机真快”，至于坐飞机则是遥不可及的梦。但那一刻，不仅仅是坐飞机，经营飞机已经不是梦想了。从最初的包机成功，到成立自己的吉祥航空公司，这件事情那么难，最后还是成功了，那种成就感不是赚钱能得到的。
然而，造化弄人。2004年，正当均瑶集团快速发展的当口，大哥因病去世。这是一个我无法接受的事实，就像晴天霹雳，一时间砸碎了我们所有的梦想。我有些心灰意冷，甚至想过放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一句列宁的话：“纪念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将过去未完成的和现在正在做的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我猛然清醒，也许努力把企业做好才是纪念大哥最好的方式。
（采访|本刊记者 赵国瑞）
胡葆森 政策推我下海
口述|建业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
回忆50多年的人生经历，我突然发现一个规律：我的生活和事业基本是以两三年为一个节点，不停做着改变。是一次次改变填满了我人生的每一个缝隙，也是一次次改变的叠加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兴起了一股“公司热”，当时公司的注册成本和创立门槛都比较低，政府机关也办了许多企业。一时间，大公司、大集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所供职的中原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但到了1990年9月，国家出台政策，不再允许机关单位办企业，并开始从北京到各个省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我印象最深的是以邓朴方为董事长的康华集团的撤销，成了这项政策的表率。而中原集团是河南当时最大的综合贸易集团，也因此成为首当其冲的撤销对象。刚刚成立两年多的集团被撤销了，我们这些当初参与组建集团的管理层，也不得不面临工作方向的重新调整。
这件事情把我重新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凭借香港的工作经历，我可以选择到河南外贸厅所属的国营贸易机构驻香港的部门工作，也可以留任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总经理，第三个选择是下海做生意。
我当时35岁，觉得自己是一个业务型干部，在多年从事的国际贸易工作过程中去过很多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环境有一些新的认识。而且，几年领导岗位的历练，让我对如何掌控和管理企业，有了一定的体悟和心得，所以内心再次燃起了创业的冲动。
我深知，这次改变会影响我以后的人生方向，所以这个决心有点儿难下。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思考和调整，最终，我毅然决定下海做一番事业。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虽然当时，我的创业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但父亲却不太赞同。因为父亲是个老革命，是一个朴实的工农干部。他的想法是：党组织培养了我这么多年，又给了我这么好的待遇，不能说不干就不干。更重要的，他真的是对我下海后的前景有所担心。
父亲的反对没能动摇我的创业决心，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国营机构的优厚待遇，出来创业了。这一步，是我十几年国营机构工作的终结，也是建业集团的起点。
经历过人生的改变，你会更清晰地发现，无论是生活状态的改变还是事业轨迹的调整，最大的动力都源于你对自己前进目标的预设。如果你是在一路变好，那说明你的目标在不断提高。其实，每一次改变都需要有一个目标做支撑。目标是引领你不断改变的向导。而随着能力的提升，视野的扩大，目标也会不断改变。（采访|本刊记者赵国瑞）
张宏江 50岁“跳槽”
口述|金山软件CEO 张宏江
最近，太太对我说的最多的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之前在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最后两年，朝九晚五，我每天可以按时回家吃晚饭；而被雷军“挖”来金山的这一年，虽然还是9点上班，但是几点下班就没准了。比如2012年北京下第一场大雪的那一天，我就加班了一整天。
从科学家变成CEO，50岁“跳槽”的举动似乎让人惊讶。但其实，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聚会中，老搭档张亚勤会贴心地说：“你变得干劲十足了。”而我的老同事李开复，看到这次改变也不会太意外。
其实，我在微软亚洲工程院的最后几年，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不会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心情很沉闷。当时，我也曾犹豫过。不是怀疑这次机会，而是怀疑自己的能力。我究竟能不能给金山注入足够的活力？因为我必须对这个团队负责。
之后，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了解金山文化，熟悉金山业务，但是，真正打动我的那一刻，却发生在小米公司的办公区。
那一天的晚上9点，我走进了小米的办公室，发现整个团队竟然都在，办公区里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忽然之间，当年创立微软亚洲工程院的记忆浮现在我眼前，那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是，最早租的房子又大人又少，总感觉空荡荡的难接“地气”。
也许，“归零”就像一种风格，过去20年，每换一次工作就是一次归零。当博士时，我的专业是遥感图像，但是在新加坡我的成名之作是视频内容检索，而到了惠普实验室，我做的却是一种叫自适应的内容传递。
我的上一次改变是从惠普实验室回国，加入当时只有10人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我记得，与张亚勤和李开复谈OFFER时，我甚至都不是高级研究员，理论上这个待遇是留给美国一流院校的终身教授的。
那是在1999年，从美国“跳”回中国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和惠普实验室说，父母年纪大了，但其实这只是借口。当时，回到祖国好好做一个本土的研究员，这个单纯的目标足以“点燃”我了。因为，从1994—1998年的几次回国探亲中，我已经逐渐被国内日渐升温的创业和立业热潮所感染。
朋友曾打赌，赌我不会把美国的房子卖了，因为，当时微软研究院并没有给我画好“大饼”。但我携亲眷回来时，还是把房子卖了。
回首一望，每一个“简单”追求的背后，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仔细琢磨，这许多年来对自己的不断“折腾”，都是因为自己在追随真正的内心。
我也曾感慨，是不是从微软出来晚了？尽管，在微软的岁月中我没有遗憾，但是在外企的日子，像在空中吊着，并没有真正参与融入本土热闹的创业氛围中。这种感觉不舒服。
渴望改变和冒险，我的天性如此，只不过年长之后，我可能有了更多的机会关照自己的内心。
（采访|本刊记者 孙瑜）
赵涛 突然觉得幸福
口述|步长制药董事长 赵涛
与十几年前刚刚创业时相比，我最大的改变要算对人生追求的转向。
之前，我一心想着做大企业多赚钱，而现在，我则是更多遵从内心深处的召唤，考虑做某件事的终极价值与精神意义。
早些年，赚钱的感觉会让我兴奋异常，我也总能想出各种赚钱的方法。
大一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卖咖啡，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7元钱；大二时我又琢磨着给新生拍照、卖明信片，基本可以月赚200元；到了大三，我卖游戏机，那一年我赚了一万多元。当时，我一年的学费是500元。
我是医科出身，后来又自学了中医，这样的专业背景加上偶然的机会，让刚刚毕业不久的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一次，我和父亲去新加坡参加一个有关中医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主办方安排父亲和我为一个瘫痪六年的患者进行现场针灸治疗。那次的治疗效果出奇的好，令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现场治疗之后，这名患者当场就奇迹般的重新下地走路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当新加坡报纸整版报道了此事后，开始有人打电话到报社找我们父子治病。
当时父亲还是国家的在职医生，会议结束后必须回国。而我则“不得已”在新加坡逗留了三个月。很多病人被医好后主动给红包感谢，短短三个月，我差不多收入了90万美元。
那件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回国之后，我利用这第一桶金，请父亲共同创业，这才有了现在的步长集团。
那之后的十几年，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做大企业，如何积累财富？
大概在四五年前，一次与朋友聊天，让我对既往的信念和追求产生了怀疑。
那一次，朋友颇为感慨地聊到，由于西藏地区海拔较高，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极高，而那些患病的孩子没钱治疗，有些仅能活到二三十岁。2007年，曾经有一个美国教会答应帮助他们治疗，并在西藏筛选了200个患儿进行医疗救助，第一批送了几十个孩子到北京治病。做完手术后，他们自豪地跟这些孩子说：“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总统派我们来帮助你们的，是我们在关注这块特殊土地上的人。你们现在康复了，要记住我们，要崇尚我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但这些话言犹在耳，金融危机爆发，教会的工作人员很快撤走了。剩下的100多名还没来得及治疗的孩子中，有好几个在等待的过程中夭折了。
听朋友讲完这件事，我感到既痛心又惭愧。那些孩子的生命本该像一条奔腾的河流，却因为病患在雨季里突然干涸了。外来者的帮助本来也是好事，但结果却让我们心生悲戚。其实，这些孩子更需要国人的帮助，我们也有能力帮助他们。
这个故事对我改变很大，它让我更真切地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成功，省察和思考人生的追求和真正的价值所在。
从那时起，我开始遵照内心的指引做事，发起了“同心共铸中国心”活动，调动自己的医疗资源，我带领来自56个民族的580名医生组成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疗队去了西藏。给几万藏民和喇嘛看病之余接回了几十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到北京做手术。在跟患童相处的日子里，我并不觉得是自己在帮助他们，反而是他们纯朴的民风净化了我的心灵。说实话，当我那次回到北京，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感觉人生找到了新的方向。（采访|本刊记者赵国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