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注重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长与后辈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传授知识、提携事业，而更延伸到对人生意义的垂范与指引。
师者，是永远的灯塔与船长，纵是天各一方，依旧辉耀此岸。
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对事业的追求、对学生的眷顾，每每让后辈怀念；在今天这个繁荣和浮躁并存的社会里，他们默默帮助我们在迷雾中辨出正确的方向。
斯人已去，精神永传。
22年与22分钟
口述|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 熊晓鸽
我1991年11月6日加入IDG，成为董事长帕特里克·杰·麦戈文（Patrick.J.McGovern）的亚洲业务开发助理。在公司内部，大家都叫他“Pat”；在中国，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老麦”。老麦酷爱中国，一生中130次访华，而我则陪同或接待了他110次。
4月30日，细雨如丝亦如思。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我与老麦的家人、亲友、还有IDG的300多位同事一起，追忆分享了他带给我们的那些伟大和细琐……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既听到会心的笑声，也看见闪烁的泪光。玛丽·达娜荷（Mary Dolaher）会后过来与我拥抱，说我的发言令她既感动又感慨。22年前，她是老麦的秘书，安排了老麦对我那堪称面试的第一次会见。而作为IDG世展公司的总裁，她策划和安排了这次老麦的追思纪念会。
22年追随，22分钟告别
北京，3月16日清晨，8点半，我的美国手机铃响了。一看号码，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是一直等待又害怕的那个电话来了。老麦的夫人说，“他想见四个人，我按他说的顺序挨个给你们打电话，你是第一个。”她的话音未落，我就克制不住地喊了起来：“你怎么等到现在才告诉我啊!”
20天前，一个原定老麦主持的电话会议，临时改由公司的财务总监代替，他解释，老麦感冒了，不能出席。我心头即刻阴云笼罩，对坐在身边的20年老搭档周全长叹一声，“老麦肯定病得不轻。”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个从来事必躬亲且绝对死而后已的人，怎么会因为感冒就缺席电话会议呢？这太不是老麦的风格了。接下来的几个电子邮件，包括我有意试探的电话留言，都没有回复……知道要有坏消息，但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悬着一颗心的日子，格外黑暗而漫长，无比煎熬。
飞机绕了半个地球，落地的时候，还是旧金山的3月16 日。时间仿佛凝滞，我的心境，却在明媚的春日直坠寒冷的冰窖。躺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病床上的老麦，是我从未见过的陌生，虚弱，几乎不能言，尽管他在努力积聚全身的每一分力气，想要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与我交谈。
我知道，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该轮到我来给他鼓劲加油了。22年来，无论是顺风还是逆水，老麦总是会在每个季度结束前，寄给我一张他手写的“Good News”（好消息）贺卡，既为我们大大小小的成功鼓掌，也为我们困境中的坚持喝彩。他是我们永远乐观从不言败的拉拉队长。现在，我也带来了让他高兴的“Good News”，是我在接到电话飞扑机场前匆忙抓到的：一本IDG在台湾新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一本我们刚刚印刷的IDG在中国的公益慈善宣传手册，上面有向中国3所大学捐建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的最新进展……老麦脸上有了依稀的笑容，说很感动我这么快不远万里来看他，甚至细心地问候周全和我的父亲。我忍不住告诉老麦，在离家赴学前，我和父亲生活了20年，而在IDG工作后，我和他共事超过22年，比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这话似乎勾起了老麦的无限感慨，他喃喃地念叨着，在我力图记下他最后叮咛的手机录音中，留下了他模模糊糊反反复复的一连串“Our special relationship（我们的特殊关系）……”
是的，我们之间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在他垂危的病床前，我只能以他所喜欢的“Good News” 和他道别。因为怕他太累，我一直留意着手机上的时间。追随老麦22年的时光，就在这短短的22分钟里，如滔滔逝水一般，波光滟潋永不可追。直到走出病房时，隔着门口的布帘，我从帘缝中注视着他，不忍移步，郁积胸口的热泪终于汹涌而出，无声，无息，无力，无奈。
我19日晚回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噩耗就追着我的脚步到了。
特殊的信任，特殊的情谊
老麦和我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点特殊。
1988年，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个学生，一边在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读书，一边在卡纳斯出版公司的《电子导报》打工，每小时挣15美元。恰逢中信集团董事局主席荣毅仁先生访美并在弗莱彻演讲，我便鼓动杂志社赞助了演讲后的晚宴。老麦想与荣主席交谈，揪住在会场忙前忙后的我给他临时当翻译，不过是一面之缘，相互间留下一点好感。
1989年，我已是《电子导报》亚洲版的主任编辑。杂志社的中方合作伙伴应邀来美，与卡纳斯的总裁短暂会晤10分钟之后，想顺便拜会麦先生。我陪同前往，全天受到热情款待。老麦临时请的女翻译不熟悉电子行业，我又当了一次义务翻译。
1991年第三次见面，是我主动约的老麦。那时候卡纳斯全面撤出中国市场，让有意回国发展的我大失所望。在好友周全的怂恿下，我斗胆给近几年大力在中国开疆辟土的老麦写了封只有３句话的信。老麦的秘书给我约谈45分钟，结果我们谈了三小时。临别，老麦问我对薪酬有什么要求，我坦言：“我只知道中国大有前景，可是也不知道到底能给你赚多少钱。这样吧，如果你愿意聘我，可以先付我和现在卡纳斯公司同样的工资，但我有一个要求，我要直接向你汇报。”我其实是因为在卡纳斯的这几年，交上去的所有“宏伟蓝图”因为层级审批最后全都泥牛入海而伤透了心。
老麦居然痛快地答应了。1991年11月6日，我正式加入IDG。12月初回中国，三天内，凭着老麦一纸传真的授权书，顺利签约并购了《网络世界》，从此开始了我们在中国不断造梦、圆梦的奇迹之旅。
说起来，22年真是一段不短的时光，可是刻印在记忆里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而是一些日常相处的片断。比如，无论我在中国如何建功立业日理万机忙得焦头烂额，只要老麦一来，我就是他须臾不可离身的翻译，坚决不让我给他另请高明。他说，“我觉得你译得最好，我看过手表，你翻译的时间和我讲话的时间一样长。”
1980年他创办中国的《计算机世界》时讲过一个笑话— 60年代中期，美国《计算机世界》的办公室在一家中餐馆的楼上，每天下午4点半左右，编辑们就会被楼下中餐馆开始起油锅炒菜的阵阵浓香催促着赶紧截稿。因此，美国的《计算机世界》从未误过刊期。所以老麦认为中餐对《计算机世界》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他对中国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他讲了足足5分钟，翻译只说了两句话，全场便哄堂大笑。老麦深为中文之简练而折服，遂向旁人请教其中奥妙，原来翻译直接告诉大家，老麦讲了个很幽默的笑话，请各位大笑并鼓掌。老麦虽然对我不偷工减料大表赞赏，却也并不反对我对他的演讲添油加醋，用他的话来形容是“自动编译（automatic editing）”，所以只要我在场，他就会自由自在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妙语如珠挥洒自如。
也许是作为我让他“自由发言”的回报，他也给予整个IDG中国团队一个自由发挥、发展的宝贵空间。1993年，我们与上海科委合作，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在一片陌生蛮荒的领域探索耕耘。整整7年，颗粒无收。那些年里，每年老麦到中国巡视五六次，次次让我们提心吊胆，只怕他突然一灰心，就此罢手，收回所有投资和预算。可每次，对着一张几近空白的成绩单，老麦总是淡定自若谈笑风生，一派胜券在握的笃定。连周全都不得不佩服，“老麦是我见过的唯一比你还要乐观的人”。2000年后，随着中国公司纷纷登陆纳斯达克，我们终于迎来丰硕的收获期。2011年11月6日，老麦抱病与夫人专程到北京宴请我，祝贺并感谢我加入IDG 20周年。我问他当年为何敢拿偌大资金赌在我这个毫无经验的人身上。他笑道，“Because you are the guy who'd bet your youth on China’s future（因为你这家伙敢拿自己的青春来赌中国的未来）”，他狡黠地一眨眼，那言下之意是，有赌命运的人垫底，他赌点钱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后来，我们管理的基金越来越大，IDG在基金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但我们始终是“IDG资本”。不敢忘记第一个为我们交学费的人，那个在我的心目中，被永远视为老板和导师的人。
留下两个传奇
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约可以形容我心底对老麦的敬爱，也或多或少地道出了我俩之间的那点“特殊”。但两年前，老麦的固执曾经狠狠地打击过我的“自作多情”。1912年1月，老麦在经历两次心脏手术的恢复期又遭遇感冒，病体奄奄，但他执意要亲自去印度参加会议，他太太十万火急电招我去劝阻。我专程坐飞机赶到，自告奋勇愿代替他出差，没想到他硬梆梆地就回了我一句，“我们就别讨论这个问题了。旅行让我感觉良好（Travel makes me feel good）。”这是老麦第一次也是唯一对我说“不”。事后，我还不无伤心地对周全说，老麦毕竟不是我的父亲，否则，我无须请求，只要大喝一声，“不许去！”
老麦还有一个让我“胆寒”的习惯：他一坐上飞机，就会拿出各种文件全神贯注地工作，一路上一刻不停。如此这般地以身作则，简直让长途旅行中想合眼休息一会儿的下属如坐针毡。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我决不会和老麦乘同一班飞机。
从26岁创业的那天开始，老麦就是以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勤奋，拼命工作了50年。我想，他的挤出了每一滴水分的50年相当于普通人的100年，他的生命也由此浓墨而重彩。在老麦的病床前，在我们相处的最后22分钟里，我告诉他这一生他创造了两个传奇：
1964年，他创建了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在信息产业界的舆论影响力独步鳌头。
2000年，他和夫人共同承诺于20年间捐献3.5亿美元，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立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十几年来，研究院成果累累人才济济，获得过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多种奖项。
而我，一直是老麦最信任的、有着“自动编译”功能的“翻译”，所以现在他这两个传奇都有了完整忠实乃至超越美国的中国版：IDG公司在中国合资与合作出版的与计算机、电子、通讯、乃至消费有关的报纸和杂志共计40余种；IDG资本管理的风险基金已超过40亿美元；去年11月最后一次访华，老麦又为IDG在中国的投资做出了新的承诺；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捐建的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已全部签约，陆续启动。
老麦的人生华彩篇章猝然而止，惟其功德圆满，福泽后世，却也让我倍觉任重而道远。他常说，一生受益于母亲教给他的人生三大乐趣：永远做自己喜欢与有激情的事；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事；不断实现新的期待和梦想。而我此时此刻的期待，就和22年前的老麦一样，要去努力发现和起用敢拿自己的青春赌未来的追梦人，新一代的“我和周全”……那将是另一篇崭新的传奇，在生意盎然的春天里，破土而出，抽枝发芽，茁壮成林。
悲余痛后，我终于渐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之真谛。虽天人永隔，冥冥之中，老麦与我，仿佛又一次灵犀相通。
有的人走进我们的生命里，永不消逝，因为他和他所成就的一切，不仅为我们标示出人生的高度，同时也激励我们追寻梦想、不断前行。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口述|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东升
2004年7月的一天，我坐在北京国际机场的候机厅里，焦急地等待着登机信息。因为我要代表同学们飞往美国探望病危中的董辅礽老师，此前，我们都已预感到这一面是跟老师最后的决绝。可是，老天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在要登机前的几分钟，我接到了董老师家人的电话，董老师等不及我，已经走了……虽然不久后，董老师的追思会在泰康人寿召开，但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至今仍是我的遗憾。
董老师对我最初的影响要追溯到1980年，我刚到武汉大学读书不久。武汉大学也是董老师的母校，但当时的董老师已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他回母校是做一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冒出苗头。董老师却在那场演讲中全面、系统、深刻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国有企业。那个年代，在公开的场合中，敢说出这些石破天惊的言论，不但要有对真理的执著追求，还要有承担政治风险的勇气。董老师的这次演讲在武汉大学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对胸怀理想的年轻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董老师对中国改革的根本问题比别人看得更早，更透，更准。
可能在很多外人看来，董老师清高、冷峻，直言不讳。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的眼里，他却是和蔼可亲，甚至对自己的学生有点溺爱。比如有一些合作我希望按照商业原则进行，但他会从人情的角度举荐自己的学生，并强调要照顾他们。再比如我们有个同学犯了错误，大家都想躲着他，董老师却苦口婆心劝我们帮助他，还告诉我们说，“他虽然犯了错，但还是我的学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要原谅他。”这些事情当年都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但现在我也开始喜欢提携新人，才明白了董老师的心态，他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一位长者期待晚辈的成长,出于真心的关怀。
董辅礽老师病重卧床时，我曾去探望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以为他会担心自己的病情，便想了很多安慰他的话。可是见到董老师，他和我谈得最多的却是:我还有十几个学生，要是我有事了，他们怎么办啊？他从来没有期望学生对他有回报，却总深怕没有尽好为人师的义务。
记得每一次和董老师出差，在飞机上他都是在写东西。虽然已身居要职，成为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董老师却仍然习惯凡事亲力亲为，无论是往来书信，还是学生的书稿、论文，包括学生出书的序言等等，董老师都亲自书写，从来不用秘书代笔。
有一段时间，随着事业越做越大，我很期待董老师对我有所认可，但一直没听到董老师的夸赞，偶尔觉得他可能并没有重视我取得的成绩。直到有一天，在他的书里，我发现一张泰康人寿刚成立的时候，他作为嘉宾到现场签到的照片。我的心里突然释然，作为老师，对于学生的每一步成长，每一点成就，他都是欢喜在心里的。
今年已是董老师逝世十周年，我们也会为他再举办一场追思会，虽然人生最后的终点一定是死亡，再多的哀思也唤不回一个鲜活的灵魂，但在我的心里董老师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消失，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精神传承吧。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口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韦森
去年9月3日上午，我收到了科斯研究所的邮件，说科斯教授过世了。读到邮件，我的眼泪即刻掉了下来。
在这之前，罗卫东告诉我，已经和王宁、张五常等商量好，9月底或10月初浙江大学“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要邀请科斯本人来中国。我还与复旦的学生预告过，结果这成了永远的遗憾。
在我眼中，科斯是活着的“圣人”。他一生都在思考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他的生活简朴，但在资助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又是那样慷慨大方。譬如，2008和2010年两次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研讨会，经费都是从科斯个人的诺贝尔奖金及积蓄中支付。这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理论研究的极大支持。
科斯到了暮年，生活得比较艰难。他曾亲口告诉我，人老了，“Life is very difficult”。他没有子女，晚年在养老院生活。他夫人先他一年去世，我们这些熟悉科斯的朋友，都真的担心他受不了一生相依的老伴离他而去。
去年4月，科斯研究所邀请我去芝加哥，因为太忙而没能成行，不然我总能再次拜见他老人家。可再也没有机会了。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讲授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经济学。当时教给学生的是，消费者、生产者如何行为，市场竞争如何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优，但是基本不考虑市场经济运行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
科斯明确批评“黑板经济学”，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把交易费用的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实际是把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条件运用到当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
尽管有些争议，但这对原来以新古典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冲击和改造是革命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几乎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讲到市场运行、制度以及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有两篇经典文章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制度分析基础，并进而在当代经济学中形成了以科斯、诺思、张五常等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有趣的是，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甚至比在西方影响更加深远。科斯的经济学思想被张五常、汪丁丁、周其仁、盛洪等介绍到中国之后，正好与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需求相一致，所以广为传播，且被大家深入研究和探讨。
科斯生前曾对中国经济学家充满期待，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完全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子，要思考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走出自己的道路。在中国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在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回归正道。
2010年我曾与科斯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音容笑貌，他趴在我耳边反复强调：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成长，他寄很大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不要过分纠结过去
口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1940年，张培刚老师以庚款留美考试文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等经济学大家。1947年，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当时世界最具权威的经济学奖——“威尔士奖”，成为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曾与张老师同获该奖的萨缪尔森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篇论文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张培刚也因此被尊崇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刘易斯、库茨涅茨和舒尔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深受其影响。1946年，张老师婉拒了哈佛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回到了武汉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开始了赤子报国生涯。1953年，他被调到华中工学院负责基建工作，“文革”时还被下放到农场参加劳动。再回到学术研究岗位，已是1978年了。我想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在其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无法继续做其深爱的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他参与编审《政治经济学辞典》，介绍引进西方经济学，创建新发展经济学，培养人才。特别是他1988年针对当时发展经济学走下坡路的论调，振臂一呼，重新扛起创建新发展经济学的大旗，整合国内外一批学者，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张老师的学术贡献很多，比如：他最早系统论证了农业的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和资金五大贡献，库茨涅茨等人对农业贡献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其基础上。他对工业化的定义非常独特而切合实际，不仅包括工业的现代化，而且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建国后我们在农业与工业关系上走了弯路，可惜当时张老师的博士论文因政治原因不能翻译成中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周其仁在深入学习张老师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早期著作后发现，张老师对科斯等人后来提出的交易费用、产权等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已经进行了论述。
新中国成立时，他放弃了联合国的优厚待遇，两次婉拒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毅然回国。
虽然张老师一生经历过很多风雨，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历史有自身的逻辑，不要过分纠结过去，关键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将未来变得更美好。
张老师除了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外，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老一代的经济学家有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80年代后又有徐滇庆、张军扩、张燕生、巴曙松等。
（采访 |本刊记者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