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我确实特别注重亲情关系，所以每次无论谁来我都要给他安排好，让他不能气愤或者失望。
朱建军：企业家一定要有取有舍，如果一味地照顾亲情关系，企业必然会受到影响。
主持心语
古诗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把商人说成是对亲情冷漠的人。这种看法至今依旧存在，有的人认为商海中的商人以及企业家只知道钱，不懂得感情。以我的经验看，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他们当然是一些对金钱格外敏感而且也善于发现利益获得利益的人，但是却并非都不重感情，也绝不是没有亲情。
自先秦的荀况开始，儒家正统思想中常常有一种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趋势，仿佛一个人要求“义”，就不能去求“利”，而求“利”，就必然要发“不义之财”。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害的偏见，不符合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因为孔子、孟子并不反对富贵，也并不认为义和利之间有必然的对立。求利的同时，我们一样可以有情有义。当然，能做好是不容易的。我们也很想知道企业家做得怎么样？
嘉宾主持：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系主任朱建军
嘉宾：北京京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汉
地点：清心居茶艺馆
人都是讲感情的，企业家也不例外。无论是父子之情、母子之情，还是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兄妹之情等，亲情始终是企业家在创建宏图大业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关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往往很少顾及家庭、妻子和子女。
从初创期到成熟期，从一开始的裙带家族企业到规范的现代企业，如何稳妥地处理好亲情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几乎是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在考虑的问题。剪不断，理还乱。一旦处理不好，亲情可能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累赘。而企业家在面临亲情之时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他们应该如何面对？什么样的亲情关系才能使企业家在事业征途中如虎添翼？
对于那些事业成功但亲情关系支离破碎的企业家，我们是否应该把他们称为成功的企业家？别忘了，我们都是人。
朱建军：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有亲情，但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亲情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显得更加重视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这是有文化基础的，因为东方文化本身并不是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而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和整体的文化。另外，个人的职业、社会地位等都会对其亲情观念产生影响。那么，具体到中国的企业家，他们是否拥有幸福的亲情？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亲情有何特别之处？
田汉：区别是非常大的。首先，企业家的时间总是难以自己把握，对亲情的时间投入受到较大限制。比如说我的妻儿都在北京，而父母却在河北，虽然自己孝顺的心是有的，但是一年可能也就回去两三趟。第二，从企业初创期到发展期，企业家还需要处理好企业内部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亲情关系。可能有不少企业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创业的时候靠的是亲人，所创立的企业其实就是家族企业；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可能会发现这些亲人的知识水平和总体素质很难跟得上。这时候，能否处理好亲情和企业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就曾经面临过这种棘手的问题，甚至为此整整花了两年时间。
当时我负责某个项目的施工，我舅舅是钢筋工，由于他不服工程师的管理，跟工程师打了一架。我当时就把他开除了，让他回家。结果他特别生气，说我“有钱了就不认人了”，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看事情还比较开明，但是我母亲却非常恼火，说“姥姥家的门你不能进了”。于是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都没有上过姥姥家。
到了第二年春节前的大年三十，我带着母亲和我姨上姥姥家，但是舅舅和舅母就是不让我进门。三个舅舅对我都是这样。我没有办法，于是就带着我姨还有大舅家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去给姥姥上坟。一到坟前，我就哭了，我叫他们都回去，但无论他们怎么叫，我就是哭着不走。到最后，表弟只好回到姥姥家，告诉舅舅说“表哥他就是不走，谁劝也不行”。结果我舅舅也到了姥姥坟前，去了也在那儿哭，哭完了我们就一起回到了姥姥家。以后每年春节回去，我还是要把这一年的费用交给他们。
朱建军：到现在都这样？这出乎我的意料。
田汉：对。我们家的处事原则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家的传统是一级压一级，我排行老大，所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很听我的话。因为我母亲有冠心病，所以我给他们定了个规矩，就是大家都不可以在母亲身边闹腾。我给父母买了一栋两层的楼，平时就他们两个人住，每到周末的时候，凡是在河北的能回去的都回去，但是带着别扭的不能回去。这些年来，我母亲的冠心病一直没有犯过。有时候，我有三四个月没有回去看她，她一生气便会打电话过来，每逢这种时候我就恨不得当天晚上就开车回去。其实回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在那里坐着，跟她聊聊天，然后第二天早晨再回来。
再回到企业管理中的亲情问题。1999年，我们企业准备开始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当时在企业里有我的大舅哥，两个堂哥，还有我妻子。我采取了一个办法，把家族成员彻底给瓦解了，现在我们企业里没有家庭成员。
朱建军：对于这么传统的一个家庭来说，要下这个决心相当不容易。
田汉：下决心的前提是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但要想企业发展起来，就一定要有决心。当时我妻子也在公司当财务总监，但是你想，如果她继续当财务总监，那些总经理们怎么敢管她，就算她错了人家也不敢说。对于企业中的亲属，我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在河北老家盖了一栋公寓楼，给企业里的亲属包括一些元老每人分了一套房。然后我在公寓一层投资开了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建材超市，让他们全部都到建材超市去自己经营。我让他们每年交给我十几万的利润，剩下的钱则由他们分。这样，我就把大舅哥、堂哥他们全都从我们企业转到了建材超市。
但是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我妻子。她怎么说也不愿意离开企业，因为她觉得自己一心一意地在为企业做贡献，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让她走。最后我说：你现在的管理知识和技能都还不太够，还需要继续充电，充电以后再对你委以重任。这样她才肯离开企业去继续学习，我帮她找了一个为期两年半的脱产学校，现在已经学两年了。
朱建军：那她出来以后怎么办？
田汉：等她毕业时，企业的制度应该已经比较完善了，集团的各个子公司也都已经成熟，如果她具有相应的能力，可以把一个子公司交给她经营。
朱建军：其实你之所以叫他们走，还有一点是因为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里，就难免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更可能导致亲情的破裂。中国人的心理特点跟外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对方的面子。但与别的企业家相比，你在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过程中显得特别利索，可能正是因为你对亲情格外重视，假如让亲人留在企业里，你受亲情的干扰会特别厉害，而你又掰不开面子管他们。
田汉：对于那些明白事理的亲属，一切都还好办；但是有些亲属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他就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在家闲着，然后动不动就向你借钱，而且张口就是几万。我们家亲戚很多，堂叔姨表还好说，有些是“表”了好几层的人也来找我。不接待吧，他回去就会说这个人没有人情味。而实际上，我确实特别注重亲情关系，所以每次无论是谁来我都要给他安排好，让他不能气愤或者失望地回家。
朱建军：但是你必须有一个限度。企业家有亲情是应该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是企业家还需要把企业搞好，就一定要有取有舍，如果一味地照顾亲情关系，那么企业必然会受到影响。你可以帮助他们吃上饭，但是你不应该养着他们吃好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否则你就相当于把亲人给“害”了。
另外，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是“心态的不对应性”，它跟人的心理成熟程度是紧密相关的。一个人的心理越成熟，他就越善于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这时候比较容易达到心态的对应性；一个人的心理越不成熟，就习惯于单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时候就容易造成心态的不对应性。
比如说那些自己不干活却向你借钱的人，他们就只懂得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他们只会想：“你那么有钱，我拿那么少一点，你怎么能不给？”殊不知向你借钱的人有一大堆。这种人光顾着说别人没有人情味，说别人六亲不认，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做法会给别人制造麻烦。事实上，真正六亲不认的是他们。真正的亲情，应该建立在双方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田汉：我认识过一些搞企业的，他们对待亲情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除了自己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管。但是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我确实是比较重视亲情，比如说有个亲戚就是不干活，他就是吃不上饭了你管不管？我还是要管。
其实相对而言，自己家里的问题还好说一些。像我父母，他们都经历了很多沧桑，已经习惯了过朴素的日子。我有个亲弟弟原来也在企业里，后来我让他回老家去自己找创业的机会，我说投资可以由我来出，现在他靠自己的劳动每年也有十几万的收入。我的两个亲妹妹安置在银行里工作。所以他们现在的生活都过得不错，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谐。
朱建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性格跟他在家里的排行有很大关系，而且与兄弟姐妹的数量也有关系。那些排行老大的人，会天生有一种责任感，比如说周恩来，他在家里就是老大，所以他考虑问题时也会习惯从大局出发。对于你来说，排行第一也会自然而然地让你去照顾好家庭，照顾好兄弟姐妹。
田汉：对。但是过于注重感情，也许会对企业带来影响。因为企业是要追求效益和利润的，身为企业家一定要有商人的意识。我现在一直在克制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会习惯于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说跟合作伙伴谈判时，我总是会考虑把价格杀得太低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
我属于那种拿得起、放不太下的人，就是说如果一个问题悬而不解，我心里就会特别难受。于是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处理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有喘息的机会，一定要把它处理好了，最起码要让我自己觉得没有遗憾了。我比较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特别是亲属和朋友。每当那些不好的评价传到我耳朵时，我会把它很当回事，这时候我就一定会找那个人，把事情摆平。
我跟朋友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朋友多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如果每个朋友的聚会你都要参加，那么你这一年就别想干其它事情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有时候会觉得很累，甚至于电话一响，就感觉人要垮下来一样。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够把40%的精力放在企业经营上，这个企业会运转得挺好；如果有80%的精力放在企业经营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但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不是，他们必须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各种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上，否则“人不熟就不能办事”。
朱建军：对于那些做得很过分的亲戚，你完全可以回绝他们，或者说“得罪”那些最应该得罪的人。因为不管你怎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肯定还会有人说不满意的话，这是必然的。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舆论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当时被议论得多么厉害，被骂成什么样，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就慢慢地淡下去了。所以即使有个别亲戚吃了闭门羹，说你如此这般不仁义，但是只要时间长了大家都能看清楚，毕竟懂道理的人占多数。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吗？
田汉：从外表来看，我像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比如说照顾孩子的事情，我完全交给我妻子了，家里的大小事务我也一概不管。但是我的内心并非不负责任。
朱建军：这会不会影响你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田汉：影响肯定有，我回家以后儿子和我的话是非常少的。有时候他会看到媒体对我的一些报道，看完以后他就会冲我说“你就吹吧，你”。但是当别人在外面问他最崇拜的人是谁时，他肯定说是我。大概他意识到，我是在做一项事业。
朱建军：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好的。我不知道你是有意在做，还是无意在做，但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其他企业家在对待孩子时可以借鉴的方法，尤其是对儿子。就是说，他一定要特别佩服父亲，哪怕见面的机会再少也没关系。只要他的头脑中有一个鲜明的父亲形象，碰到问题时就比较好解决，亲情也会维持得比较好。
田汉：我会给他讲我的创业史，从我上学讲起，到成立公司，再到现在。这种长时间的谈话我至少三个月一次。比如说成绩下来了，有些成绩不太理想，这时候我就会抽时间跟他说一回。我现在比较注重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对他的成绩倒不特别看重。他现在上初一，上学要从石景山骑车到公主坟，家里有车也不让接，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都没去接。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上网，我说可以给他买电脑在家里上，但是不允许到网吧。至于怎么上网，他都自己解决。还有就是压岁钱怎么处理，我让他到银行办一张信用卡，把钱存进去，但是怎么办我不告诉他。他骑车就去了，结果说学生不给办，要拿户口本，我就让他拿去。这样来回跑了三趟，总算办好了。等他学会了怎么用信用卡花钱，我就让我妻子把卡没收了，让他需要的时候再向她要。
话又说回来，我在外面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回到家如果还要跟一般家庭的父亲那样照顾孩子，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包括对妻子也是一样。每天在外面你的心都很累，开会、说话、操心、跟很多人见面，就像走马灯似的。忙了一天回到家，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就想躺在床上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就想休息。可是这恰恰是妻子最想和你说话的时候，你不想说话，但是她想跟你说话。于是躺在那里她就唠叨，你又不能不让她说，但我一直没有听见。当她问我意见的时候，我就答不上来了。她说我不在乎她了。我说，真的是太累了，我一天的话都在外面说完了，现在哪怕是多一句话都不想说。但是，我实在是非常地爱这个家。
朱建军：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家普遍面对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中，企业家可以休假，一年有多少天的假期，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旅游。但是在中国这种机会很少。
田汉：一方面要考虑企业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社会的一些问题。比如政府搞论坛请我去参加，我就很乐意去提供一些能够有用的建议。到了过年的时候，我肯定会回家呆在父母身边，一年就这么一个长假期，应该陪陪父母。这个传统是从小养成的，受家庭的影响非常深，已经养成习惯了。人生下来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习惯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我们都知道，思想决定行动，行动久了就变成习惯了，习惯长久了就是你的性格。
朱建军：对，要改变性格，可以，但是非常困难。中国古话说“七岁看老”，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长大以后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田汉：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别忘了，恰恰是性格决定命运。而且，性格还决定你的亲情观，你的感情观，你的事业观，甚至你的“七情六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