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持：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系主任朱建军
嘉宾：吉林修正药业集团董事长修涞贵
主持主语
如果问你一个问题：被人叫老大的感觉怎样？你会怎么回答呢？
要是放到企业家面前，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没有什么悬念：敢情是不错！
在其位，谋其政。如果企业家连当老大的志气和勇气都没有，又岂能带领一军人马，在万军丛中杀出重围？
有人说，领导欲有多大，领导力就有多大。在心理学家的眼光里，这是否只是一种文过饰非的表达方式？
什么样的领导欲，撑起了被誉为“吉林药王”的修涞贵？如果他的领导欲真的很强势，那么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中国药王”？
当头儿有瘾
朱建军：一个人的领导欲和领导能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领导能力，那么他自然会产生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把领导能力发挥出来的愿望；反之，如果没有领导能力，一般不太容易产生领导欲，此时万一产生了领导欲，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差的领导。同时，领导欲也可以影响到领导能力的培养。如果领导欲很强，他就会琢磨怎么样提高领导能力，就会研究出很多技巧。
领导欲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本身有这样的欲望，愿意把这种领导的实力发挥出来；另一种是自卑补偿型的领导欲，可能是小时候老被别人欺负，所以老想着总有一天也得有权欺负别人。第二种情况下所产生的领导欲往往会限制领导能力的提升空间，因为他的内心是自卑的，说白了，这种领导就是偏执领导、欺负人的领导、或者爱找茬的领导。
领导欲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喜欢当头儿，喜欢去影响别人，喜欢别人服从自己。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当头儿，因为他觉得当头儿要决定事情怎么干，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于是他们宁可跟着别人，别人说什么就照着做，既不操心也没有那么多责任。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
修涞贵：小时候我就挺愿意当头儿，后来当头儿都有瘾了。我自小就喜欢看书，身边的同学平时爱戏耍玩闹，但是他们也喜欢听我讲书，我基本上就成了学生头头。我交的朋友很多都是高年级的，年龄比我大。当时，周围的同学和小孩都很信服我。
朱建军：为什么他们会信服你呢？
修涞贵：也许是干了一些让他们心服的事情。上学时家里生活挺困难的，我母亲每天都会贴一大锅烧饼。有一次，上午上完四堂课，大家肚子有点饿了，我就带着一帮学生到我家去，把一大锅饼全给分了。结果家里就没饭吃了，现做也来不及，我被家里人说了一通，但也没怎么责备，因为母亲总对我说，“别人吃了扬名，自己吃了填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棵葡萄树，到中秋节葡萄熟了，就会摘下来分给邻居，我们几个孩子只是在摘时吃一点。当时就是这样，每家都愿意把东西分给别人。
再有就是打架，如果有高年级同学欺负我们班的小同学，我肯定帮他摆平。就算被打倒了，我也绝对不会服输，起来还是接着打。也是因为打架出了事，我没有能够当上兵。
后来我到郊区下乡去了江北养鸡场，成了管生产的头儿，我领着大家干活，什么活都干得比较顺，但要是我不高兴了或者不领着他们，谁都不愿意干。那时我可有权了，仓库、车辆都归我调配。回想起来，农村这几年的锻炼使我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增加了一些悟性。
三次下海
朱建军：你的做法倒真的很符合我们对领导型人物心理特点的总结，领导型人物往往从小就会找机会做领导，比如刘备在儿时和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就喜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另外，领导型人物应该有一种对自己团体的责任感。儿童的这样一些素质在长大后会转化为真实的领导欲和领导力。话说回来，你在养鸡场当领导的感觉怎么样？
修涞贵：不知道，就一心一意想着把活干完，把任务完成，也没考虑着什么领导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后来我又在派出所干了一年多，因为我写东西写得好，文笔不错，随后就被公安局宣传组特招进去。等我当上了交警，《红绿灯》杂志经常发表我的文章，要知道，通化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写文章投稿的。我的想法也很简单，不管做什么工作，一定要干好。
接下来，我在公安局当上了设施队的队长，负责管理这个地区的交通标志、道路、灯光、信号等交通设施。刚开始时老干不明白，直到两年后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让领导满意”。也就是说，当时评价一个人工作表现的标准，不是工作本身，关键是这个人的表现能不能让领导满意。如果不善于被领导，那么怎么辛苦也没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干活不由东（东家），累死也无功”。
后来我到了车辆管理所工作，这是交警最好的活了，但是我干了一两年后，实在是不愿意再干了。那是1991年，我就请假下海了，到珠海一家国企（三家联营企业）承包当头儿，当年工程项目结算时，总共盈利了2700多万。我们是按20%提成，大伙分完了以后，剩下都是我的。1992年，我又回到了车辆管理所。
回来不到几个月，1993年春天，我二姐出车祸去世了，她经营的台湾饭店刚好装修了一半。于是我第二次请假下海来管理饭店，做好了以后又回去上班。但是我还能坐得住吗？我整天就在琢磨：怎么实现自身价值？就算我熬到支队长，熬到局长，熬白头退休了，完了咋样？
下了两次海后，我知道企业应该怎么做。当时最火的是通讯设施和家电，但我分析，觉得家电行业不适合我，因为它的更新速度快，而且进入门坎低，谁都可以去做。
“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选来选去我选择了药业，决定以后我就一心一意地准备在这个行业里大干一场。我这一辈子的选择都是这样的，选定了就肯定不会变。像我当年结婚一样，找对象时我找了好几个，但我一旦确定了就发誓，无论她怎么样我这一辈子就认定她了。
这样我就真正下海，不当警察了。虽然想好了要做药厂，但是还不知道要怎么干。一个偶然的机会，1995年底的一个周末，我到通化的长征办事，正准备到一家小饭店吃饭，结果碰巧遇到通化市医药局张局长和省医药局刘局长，他们刚好到东宝来检查工作，于是就都坐到一起了。席间我对张局长说我想弄个药厂。他马上说他正好有一个药厂，然后叫我下周一上午去找他。
到了周一上午，我忙完车辆管理所的事情，9点多钟就去了医药局。到那儿一看，办公室党委几个人已经坐在那儿，张局长说大家都在等我，还真当回事了。他跟我说，有一个通化医药研究所制药厂，但如果我要做就必须承包。我说我也想承包，于是就答应了。中午大家一起吃饭，谈得很热烈。我说有没有资金？他说资金没有，就是一个工厂，有设备、工人，还有一个研究所，也一块给我了。张局长说要任命我做厂长。我说能不能先当个副的，因为刚干不太懂。张局长说不行，他说要干我必须得挑头，并且只任命我一个厂长，副厂长他不任命。我说行吧，就这么干了。
第二天我就去找这个药厂，一看，两扇大铁门敞开，院子里都长草了，有两套小平房。我问原来的厂长王怀宇这个厂子怎么样？他说放假一年多了，没有活儿干。我说：咱们一起干吧。他不冷不热地说：用我就干呗。然后我问他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签合同，我想弄清楚底细以后再签。
我问他有没有贷款。他说有，贷款不多，百十多万。这个厂是他1989年成立的，1992年开始投产，一直在亏损。最后我把财务人员请来，一核实，固定资产是24.5万，还没有折旧，其中光是锅炉就占了十几万。房子是租用的，门口还贴着封条，因为欠了一年的房租。整个工厂有20多个工人，但却有40多个干部，因为它是医药研究所下设的药厂，所以医药研究所的人员都编制在这里，全是市里、局里一些官员的亲属。
这下我不想干了，欠外债420多万元，实在太高了，别人欠药厂78万元。但是不干吧，这话已经说出去了，人家请的饭也吃了，酒也喝了，怎么办呢？考虑来考虑去，我就想以贷款为借口跟张局长谈谈，看能不能推掉。结果一到局里，就有人对我说，文已经下来了，张局长那天刚好不在。我一看，心里有话也不能说出口了。
全厂开会那天来了20多个人，我发表了一个就职演说。其实在开会以前我就想好了：命运就是一搏，没有洼地怎么能有高山，就从这儿干起来，这不正好能证明自己吗？
我签了五年合同，反正那时我还有400多万元，承包下来，第一年是5万利润，第二年10万，第三年20万，第四年40万，照此类推。当时我一共设计了药厂要走的15步路，每一步怎么走，到达什么程度，都设计得清清楚楚。班子成员基本上还是原来那几个人，一直到1997年，包括财务在内的班子都是原来的，因为我相信我能改造人。
当时也有想过去贷款，但是这个药厂本来就已经贷了170万，所以也贷不着。我贷过的款，肯定能还。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跟别人借一分钱，到现在我都敢说这个话。
朱建军：如果我们要测验一个人的领导欲，这是一个机会。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人人都愿意当领导。但是在困难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想：我做下属更省心，何必做领导。也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不愿意放弃领导的责任，这就是领导欲。
记者：推不动这些人的积极性怎么办？
修涞贵：有三种办法。一是给他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提供条件、提供机会；三是淘汰。
记者：那些干部能淘汰吗？
修涞贵：不能淘汰。40多个干部，在办公室玩这玩那……干啥都有。我就召开班子成员会，宣布向一线倾斜。除了领导班子5人、化验室3人、财务3人以及兼司机、保卫和管劳资于一身的1人以外，其他人全都出去清欠款。给所有外出清欠的人发一个月工资、单月理财费，留下来的人，工资每月200块钱，我也是一样。
实际上，这些外出的人大多都呆在家里，拿着单月理财费后就不来了。到最后只有两个人回来：一个没有要回来钱，而是拿着对方付款凭证的复印件回来了，因为对方根本不欠钱，而是药厂当年的销售人员并没有把收到的钱交给药厂；另一个人要回来了8000块钱，给他提成就有4000块。我把这两个人都留了下来。
到1996年改名为康威制药厂（修正药业集团前身）时，药厂的状况已经好了，当年实现产值3700万元、利税568万元。1997年，有一些人就要回来上班。我就和他们说：已经离岗多少时间了，叫你去清欠，但是已经两年了连个信都没有，还有脸来上班吗？我就把没有回来的这些人公布除名。
朱建军：这个策略用得真好。
修涞贵：在1995年的头几个月里， 200元的月工资开了三个月，第四个月就加工资了，我是最低的，500元。其他人都比我高，其中管生产的老何最高，900元。1995年底局里开表彰大会，要我拿出奖励钱，说必须奖励我。最后我把奖励我的钱都分给了中层干部，有些是300元，有些是500元；工人则是一人一袋大米，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超常规出牌
朱建军：产品是怎么在市场上打开销路的？
修涞贵：我采取超常规的运作。1995年修正药业刚起步时的主打产品是天麻丸。当时市场上的天麻丸一般售价是1.75元，但是真正高质量的天麻丸成本在2.2元左右，如果想要降低成本只能偷工减料。那时候行业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所以一些小厂做的不是很规范。面对这一现状，我们采取的策略是高质低价。市场上的天麻丸卖1.75元，我们生产的成本是2.25元，我只卖1.7元，其实我赔钱谁都不知道。我当年是这样测算的：1000件时卖1.7元，3000件时卖1.8元，我就比他们高一点。到4000件时就供不应求了，之后始终保持在供不应求的阶段。不到一年时间，就做到1万多件的规模，开始卖2.6元、2.7元。卖到2.8元的时候我们开始借别人的厂子生产，整个市场卖的都是我们的天麻丸。
做生意有三怕：一怕骗，被骗得血本无归；二怕拖，拖久了就黄了；三怕亏。但是亏多少我心里有数，在需要市场份额之时，我先亏。药品跟其它普通商品不一样，一定要货真价实。有些厂家的天麻丸之所以价格卖得低，就是因为他们搀杂了其它东西。我坚持认为，做药就是做良心，这绝对不能开玩笑。
修正药业集团在这几年里几大步的发展，关键在于立意高远，当时就是想做第一，还有就是想超过东宝药业，要5年后做到通化第一，那时候没有谁敢提要超过东宝。结果，5年以后，我们不但超过了东宝，还超过了吉林省的所有制药公司，排在吉林省第一位。
我不敢说自己是企业家，就一个企业的经营者而言，做企业一定要有终极的设想，利益要高远，胸怀要大度，考虑问题要从最终目标来考虑。我们有四个决定：态度决定一切，性格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执行决定成败。
记者：这些年来有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吗？
修涞贵：我一生有两个不变，一是初衷不变，二是承诺不变。承诺的事情你不能变，初衷一旦选定，就不能改变了。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情，说“世界上惟一不变的就是变”。我说这是相对论，你管你爹叫爹，你总不能变回来让你爹管你叫爹吧。
在做企业的时候，我不变的是心态，就是“平常心”。光有激情不行，还要修炼，我们就提修正。你不修正自己，你就被别人修正。所以自己要不断的修正，要在修正中成长，要在成长中修正，我就是要修正我自己。身在屋内，心在屋外，就是既能够满怀激情，又能心如止水，这样才能做到宠辱不惊。
朱建军：修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本色的领导者，他把自己天赋的领导欲望发挥出来，又加上后来学习摸索出来的领导方法，由此获得了自己的成功。对这样性格的人来说，做领导是他的“宿命”。如果有谁发现自己是这样性格的人，他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承担自己的责任，获得自己的成功。如果谁发现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没有这样强的天生的领导欲，现在却做领导，虽然会有所不足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他只需要后天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就可以。当能力提高了，领导欲也会随之提高。我一开始说过，领导欲也可以影响到领导能力，实际上反过来也对：领导能力强了，也可以增加领导欲。不管是哪种情况，奠基于积极心态上的领导欲，对一个领导的成功是至关紧要的。
修涞贵：我不敢说自己是企业家，就一个企业的经营者而言，做企业一定要有终极的设想，利益要高远，胸怀要大度，考虑问题要从最终目标来考虑。
朱建军：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人人都愿意当领导。但是在困难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想：我做下属更省心，何必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