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岁，她成为声明显赫的白家里说一不二的“白二奶奶”；40多岁时，她是工商联中医药界惟一的女企业家；惟一的亲生女儿对于她的评价是：精明、过于强干，几乎没有柔情；然而——她最欣赏和寄予希望的外孙女却直言：我不喜欢她。
“闯”入大宅门
大半个世纪前的某一天，从河北定县来北平（今北京）游玩的邓金玉，跟着表哥去逛大栅栏。
当时，大栅栏是北平当之无愧的黄金宝地；街道中段是至今仍鼎鼎有名的同仁堂。向西大约走过十几道门，还有另一家与之齐名的医药世家——白敬宇药行。
白家的祖先，最早要追溯到西域，利用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制药技术，以行医卖药为生。至白敬宇时已自成一家，称白家老号。其第15代传人白瑞启更以“白敬宇”为字号，生产90余种丸散膏丹，并红极一时。
不得不提的是，在白家的老家定县，有整个一条街都是白瑞启的房子，绝对的“定县首富”。不仅如此，白瑞启还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开明士绅，他办小学，给妇女办席厂，而且每年都开办粥厂，接济穷人，坚持了50年之久。
看到白敬宇药行的招牌，邓金玉眼前一亮：这不是定县老乡吗，何不进去看看？表哥拦住她：咱们是普通老百姓！邓说，那有什么关系！
生性敢于闯荡的邓金玉不但进去了，还见到了“名人”白瑞启。
邓金玉自此便留在店里帮忙。当时的情景已无人能知，后人只能推测：当时崇尚“医文同源”，慈善厚道的白老太爷对来自家乡的小老乡以礼相待，并邀请邓金玉留下来了。
因为父亲曾是县衙师爷，邓金玉粗通笔墨，加之勤快能干，很快就得到了白瑞启的赏识。恰逢白瑞启断弦，邓金玉于是做了继室，成为“白二奶奶”。两人的年龄差了40多岁，甚至，白瑞启的长子白泽民比她都大了13岁。
当时，邓金玉或许并未想过，打迈进大宅门的那一刻起，她便拉开了辉煌而艰难的商业生涯。
温情的记忆寥寥
1944年，正值鼎盛的白家喜添新丁。71岁的白瑞启古稀之年得爱女，自然喜不胜收，直接取名“七一”，后更为“稀一”。
有少妻壮子，白瑞启逐渐退隐；他给女儿取了昵称“小拐棍”，及女儿稍长，便经常扶着她的肩膀走路。稀一乖巧秀丽，过着小公主般的生活。但对于掌上明珠，白瑞启不忘记谆谆教导，至今已经60岁的白稀一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咱们啊，已经出人头地了，甭说北京城，全中国都知道咱家了，你呀，可不能太张扬，一定要做个麦穗，越饱实越谦和，可不能跟青草似的，皮薄腹中空。”
与慈父相比，白二奶奶却是不折不扣的严母。
白邓氏一生只有白稀一这一个亲生孩子，对女儿，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即女儿能成为像自己一样泼辣、能干、要强的人。
然而事与愿违，白稀一的性格难觅母亲的影子。恨铁不成钢，所以，她对女儿说的最多一个词就是“窝囊”。她对女儿的教育也采取了与丈夫完全不同的方式，在白稀一的记忆里，受训斥是最多的。
孩提时，看母亲总是打扮得很时髦，白稀一随便说了句，“你看，我老穿这种学生装。”母亲立刻瞪大眼睛，“你就不该这么想！你的着眼点应该是好好学习。你吃好的、穿好的日子在后头呢，但你得自己奋斗！”
当时，邓金玉已经是白敬宇药行全国24分行的总经理，频频到各地巡查。她和白瑞启住正房，稀一与照看她的两个保姆住后院，没有吩咐，不得四处乱跑，母女相处时间本就不多。经常的出差更是淡化了母女情感，出差回来，白邓氏通常会去后院探望，但每次都很匆匆，询问内容大致相似，“你怎么样啊？功课怎么样？”“挺好的”“行了行了，走了。”语气直白，而且站在门口，连屋都不进去。
白稀一关于母亲温情的记忆寥若晨星。上小学时，母亲曾带给她一套精致的粉红色玻璃小酒杯，还有带扶手的藤编桌椅，但这些快乐总稍纵即逝，因为母亲的语言和语调简单得可怜，“稀一，这是给你带的东西，你打开看看。”
白稀一的姥姥早已接到白家，直至90多岁去世。白邓氏对她很孝顺，但也同样没有细节，跟她说话一样是简单的两句：“还行吧？”“没事，挺好的。”“行了，走了。”
对家里其他人，白邓氏同样严厉，包括当时执掌南京白氏药行的大少爷白泽民，白瑞启在世时，白泽民每次来京总不忘记给小妹妹带点漂亮的小衣服，以讨老爷子欢心，但见了白邓氏，则要低眉顺眼地喊一声“娘”。
只有对白瑞启，白邓氏关爱有加。幼时的白稀一还记得看到她伺候父亲，“喝一碗再斟上一碗”，除了伺候父亲，没见过她伺候其他人。
直到白稀一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女儿，才体会到一点点母亲的温柔。“文革”被抄家，日子很艰难，天气冷了，因她不会做针线活，已退休的白邓氏给外孙女做了件小棉袄，做工十分细致。
“在我印象里，就没有她做不成的事。”尽管曾对母亲有过不满，但白稀一大半辈子都没有跟母亲顶过嘴，什么事都听她的，她对母亲是由衷地敬佩。
与家人对簿公堂
在白家最辉煌的时期，邓金玉身穿貂皮大衣，每次到外地都前呼后拥。
公私合营后，她成为同仁堂的普通工人；风风火火的性子没改，她的工作效率最高。在50年代的工商联，骑一辆时价500多块钱的美国凤头女车上下班的她，是中医药界惟一的女性代表。
邓金玉一直很有心，留意自己配药方，还参与配药。凭着经验，她用舌尖一沾就能品出药的等级，“这个黄连，几等几等；这个冰片，美国进口的。”连药剂师都得听她的。
白瑞启去世后，白泽民把北京的骨干都带到了南京；经营思路改为在南京设厂，北京销售，并掌握了控制权。邓金玉不甘受限，提出北京自产自销，商标共用，并坚持打官司解决。白稀一想，都是一家人，共同生活这么多年，干吗还非要对簿公堂，为什么不通过家庭把事情解决了呢。她想说，但又不敢，犹豫很久，觉得事关重大，还是说了。
“你懂什么呀，这就是你窝囊的地儿！不经官司以后还有后患呢。什么事得看远一点。”在邓金玉的坚持下，法庭判决商标共用50年。
白稀一承认，现在看来，母亲做得对，但在当时，这种意识实在很超前。为了重振药行，邓金玉让女儿学了财务管理。
邓金玉一生都在争，从未放弃。“她能适应环境，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文革”抄家后大宅门土崩瓦解，邓金玉被下放劳动。修路时是队长，下车间做主任，到北京郊区养鹿，她也不在乎。临走时，她对女儿女婿说，那里食堂净吃鹿肉，回来给你们带点。她每天都锻炼身体，回来时还表演，把腿搁到桌上，一弯腰头够到了膝盖，还跟女婿说，“你行吗？”
一直到老，邓金玉也没和女儿住在一起。白稀一夫妇每次去看她，屋里总是满满的人，她还在筹划着办药厂。她对白稀一说，“你老存钱不行，得把钱变活了，1个变10个，10个变100个。”
无论怎么要强，都抵不过命运。1985年，癌症击中了这个一生在争的女人，——卵巢癌，发现时已是晚期。知道自己患病，邓金玉曾有一段时间表现特别急躁，但在病床上，她从没跟女儿谈过往事，也看不出任何悲伤，直至去世，这一年她67岁。
“她心里有事从来不说，其实，她的病就是窝出来的。”回想母亲的一生，白稀一无限感慨。
独立成章
白稀一：我不窝囊
记者：生于大宅门，你觉得是幸运还是不幸？
白稀一：上小学时，我妈给我英格尔表，我也不知道那很奢侈，但到了学校，就“炸窝”了。有个短发女生，把我堵在校门后面，凶狠地说：“你知道吗，戴着手表上学，这就是资本家！”当时我特害怕，回家就把表摘了，从此再也没戴过手表。
生于这样的家庭，幸与不幸同在。幸，比如父亲对我的教育；不幸，比如同学的故意疏远，没有朋友，很孤独。
记者：你母亲一直说你窝囊，你觉得自己窝囊吗？
白稀一：我觉得自己不窝囊。父亲告诉我，任何事情不要强求。现在院里的工人都叫我白阿姨，说白阿姨是院里最和善的人，我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平和。
但有两点我很像母亲，无论大小事，一是我会充分动脑筋去想，二是我一定把它做得最好，现在看看我的房间就知道，细微之处我也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