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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的监狱人生
贾植芳 曾复元
日期：
200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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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我是一个财主的儿子，我的家族在曾祖父时代开始发迹，到了我伯父的手里，达到了全盛时期。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一年，从小不守本分，在老家山西襄汾南侯村，给家里人惹了不少麻烦。按伯父的意思，我留在家里种地也不合适，最好是跟我那个在宁夏一带贩卖鸦片烟的大舅去西北闯荡，因为我胆大包天，干这行倒有出息。
父亲没有表态，母亲给伯父跪下：“大哥，你只供老大念书，不供老二念书，这使不得！要念两个就一起念，不念就全不念。”可以说，在这生命的转折关头，是母亲为我争取了一个读书上学的前途。
19岁当政治犯
1935年除夕之夜，我19岁，因热衷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一次被抓进了监狱。这是我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
那时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此类犯人多被枪毙活埋，而且不经审判，审判也是形式，但那时政治犯地位比刑事犯高。我进去时，一开始给我吃窝窝头、酱菜、一碗开水，结果旁边的刑事犯说：你被克扣了。
第二天我就把送来的饭菜连碗摔在地上，说：叫你们所长来。所长来了，是一个光头，留着一字胡，满族人，来了以后说：你一个小孩子，发什么脾气？我说：我是政治犯。那时我才19岁，还不知厉害关系，但他们还是换了四个花卷来。
最后是，在济南做买办的伯父以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我保了出来。伯父告知，我在监狱怒砸饭碗的事情经报纸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于是出钱让我去日本避风头兼留学，抗战后才回来。
1945年，我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宪兵队的特务抓走。在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里又关了3个月，和一群污七八糟的地痞流氓关在一起，直到日本投降。每日两顿吃的是玉米窝窝头，比北京国民党监房中的窝窝头小许多，还有几小块咸菜，一碗白开水。
离开徐州后，我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我30岁，正是而立之年，身上只有8块钱。在上海，我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1947年，我又一次进了监狱，有一个罪名就是有人检举我对人说过国民党三个月就得垮台的话。我妹妹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在惊吓中生过一场严重的神经分裂症。
代号1783
解放后我第四次入狱，这一次关的时间最长。有个狱友叫邵洵美，有哮喘病，绝望时交待我：“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的。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他不吃荤，所以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用了46块银元，是我自己出的钱，可是当时大小报纸的报道都没有我的名字，我一直耿耿于怀，你要为我声明。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说明一下才好。”
一天，我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不知道此去的目的，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到了福州路旁边的一所木头房子，认识我的老法警让我休息一下，要了4两米饭、芹菜炒豆干。我吃了之后，又要了一份，就是枪毙也要吃饱。
到了法院，我被直接带到二楼，法院宣判：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服法。我很紧张，把“服法”听成“伏法”，脑子顿时昏了起来，眼泪模糊了一切。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我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过了一个星期，判决书被送到了复旦大学保卫科。一个姓彭的科长对他说:“我们将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重新做人，不能乱说乱动。”
终于，我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可是，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这一改造就是13年。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说话。我出席自己的批斗会，同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贾植芳！”
我在狱中的代号是1783。批评家王若望抓进去后，看守就让他顶替了这个代号。而王若望当年第一个在台上说，胡风一伙是国民党特务。反胡风的积极分子终于顶替了胡风分子的狱中代号，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阎王爷不要我
我一生先后4次坐牢，前后达25年之久。每次从监狱中走出来，都是处于风雨骤变的年代。1936年出狱，一年后爆发了全面抗战；1945年8月第二次出狱，正是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的翌日；1948年第三次出狱，一年后国民党就在大陆垮台；1966年5月第四次出狱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这样的经历实在是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在江湾五角场散步，从旁人的议论中发现一位卖茶的妇女竟是陈独秀的女儿，我当即奔走呼吁，终使其工作与生活有了妥善的安置与保障。
我平时说话，山西腔很重，很多人听不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应邀去日本讲学，他们竟然为我配备了两个翻译，一个翻译负责把我的山西话翻译成普通话，另一个再将普通话翻译成日文。
1983年复旦大学发生了三起车撞人事件，被撞的一个是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中年教师，第三个就是我。那个工农兵大学生被车当场撞死在马路上，中年教师被自行车撞了后在医院躺了六天后死去，我也被一辆自行车撞了，但躺了几个月后就能下地走路了。
后来有人说，工农兵大学生成分好，阎王爷当场收下；中年教师历史也较清白，经过六天的审查也收下了；只有我是一个老胡风分子，反革命，阎王爷也不要。但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人物链接：
贾植芳，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曾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是“七月派”的重要作家之一。2004年10月15日是贾植芳90岁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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