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杂志
月度资讯
大象与小狗的博弈
钟朋荣
日期：
2005-01-03
浏览次数：
1205
车间主任经济VS老板经济
中国区域经济有多种发展模式，其中，青岛和温州是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
青岛区域经济主要靠大企业支撑。在青岛有海尔、海信等十大集团。他们的贡献占整个青岛经济的50%以上。相比之下，青岛的民营经济并不怎么发达。
温州区域经济主要靠小企业支撑。温州有近1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对温州经济贡献率高达90%。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对温州很少有投资，温州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如果把青岛经济和温州经济比作两片森林，则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起来的，而温州经济这片森林则主要是由众多小树支撑起来。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在青岛，较多的经济活动被少数大企业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即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代替了企业之间的市场协调。在温州，除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众多的中小企业分散进行。大家分工很细。如打火机，一个小小的产品由几百家企业分头生产，有的企业只生产打火机的弹簧，有的只生产外壳，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因而温州经济是用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代替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
结果，在温州老板比较多。每个企业就算只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就有10万个老板。一个打火机、一双皮鞋、一个低压电器产品，都是由众多老板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可称为老板经济。在青岛则是车间主任多，分公司经理多，一个产品是由众多车间主任、分公司经理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可以称为车间主任经济。
老板与车间主任的区别在于：
前者只拿少量奖金。车间主任一月创造1000万的效益，公司总部可能只给他10万、20万奖金；而老板创造1000万、2000万效益，全部归自己所得。因此，后者的动力比前者就大得多。如果把老板比作火车头，把车间主任比作火车厢，则在青岛，一个火车头拉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火车厢。而且，有些火车头还不一定是真火车头。比如海信是国有企业，周厚健并非真正的老板，他也是工资劳动者，也是火车厢。只不过，因为周厚健本人奉献精神比较强，他通过职能错位，假老板当作真老板，将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企业来打理，才使海信这一列车有了一个动力很强的火车头。
在温州，一列长长的火车被拆开，每节车厢上加了一个火车头。结果，整个温州经济的动力很强。
老板所生产的零部件，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配套的，生产同一种零部件的企业不只一家，而是有数十家，只有那些质量最好、价值最低的企业才能优先出售。在这种竞争性配套体制下，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创新，不断进取。车间主任所生产的零部件，是垄断性配套。即使成本高一点，即使质量不是最优，最后也得用上。由于内配，车间主任就很少有来自市场的压力。
两种经济模式的直接表象是，在温州是老板多，创业者多；在青岛是打工仔多，连张瑞敏也是一个高级打工者，因为海尔不是他的，他只是海尔的职业经理人。
两种经济模式的最终结果是，温州的富人多，青岛的穷人多。在温州，有近2000亿民间存款，有1000多亿现金，再把各家各户的厂房和楼房加起来，整个温州的民间财富不会少于一万亿。而青岛因为打工仔多，大家都是工资劳动者，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比起温州来自然会少得多。在温州，包括机场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都有民间投资，有些基础设施甚至主要靠民间投资。而在青岛，大量的海滨别墅闲置，买者主要是外地人。
儒家文化VS永嘉文化
在青岛与温州两个地方之所以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响。
从历史看，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青岛有较多的投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青岛经济是在原有的国有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有国有企业，青岛人有地方上班，有地方拿工资，一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自己创业。
而温州则不同，因为那里与台湾较近，在台海关系较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在那里有大量投资。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温州的国有企业也就少，再加上温州人均不到三分地，为了生存只能大家自己创业。
从文化渊源来看，青岛作为山东的一部分，作为孔圣人的故乡，儒家文化比较浓，企业家的政治抱负比较强。而在温州，则主要是永嘉文化，这种文化使人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打拼精神。
近年来，我国上上下下都在喊一个口号，即“做大做强”。但我国企业界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多，加上企业分布区域更广泛，委托——代理链条就延长，在一根根较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上，集结着众多的有可能捞一把就走的人，即所谓的代理人。
在这里，之所以用“有可能捞一把就走”来描述代理人，其中包含了以下几点：
其一，代理人有决策权，具备了捞一把就走的有利条件；
其二，代理人有信息优势，他可以用所掌控的信息优势欺骗委托人。当他捞的还不是很多的时候，委托人很难发现，继续委以重任；
其三，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很好，如果代理人的职业操守很好，他不会辜负委托人的期望，不会捞一把就走；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较差，如果经理人素质较差，则他一旦有任何权利，都会放大使用，以权谋私。
其四，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执法是否严。如果法制健全，执法较严，代理人的任何违规，都会受到法律严惩，则绝大多数代理人有了权利之后，都不敢捞一把就走。比如，如果国家有职业经理人的竞业限制，即离开现有企业之后，几年之内不能到竞争对手的企业工作，则整个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把企业技术和客户带走，自己另起炉灶，与原有企业对着干。
其五，管理水平。如果企业的管理水平很高，企业长大一倍，管理水平提高1.5倍，这样，即使管理层次较多，委托——代理链条较长，代理人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
以上说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代理人具有“捞一把就走”的条件，企业规模越大，委托——代理链条越长，有可能“捞一把就走”的人就越多；这种可能是否变成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那就看这个社会的信用环境，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法制状况，管理水平等。而目前的中国社会，信用状况并不理想，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有待完善。正因为如此，我在前几年曾提出在当年的中国社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内，“小狗经济”有优势。浙江经济之所以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浙江的许多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能把美国、日本、欧洲的企业打败，就是因为家族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主体。
当然，“小狗经济”也有劣势。比如，嵊州市有1000多家企业做领带，有近百个品牌。但是没有一家企业能像海尔或海信这些大象，能挥出几千万创品牌。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或几个亿在全国甚至国外建市场体系，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进行科研开发。
取长补短的具体办法是，在青岛的一些大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外包，在大企业周边，在整个青岛养出一大批“小狗”，培养一大批老板，然后用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把一部分经济由车间主任经济变成老板经济。
在温州，甚至在整个浙江，需要在众多“小狗”中尽快长出几只“老虎”。这方面，柳市镇已经很成功。该镇从众多小型低压电器企业中，成长出了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大企业，即在一群“小狗”中，长出了两只大老虎。既保留了家族模式的优势和小企业的活力，又有大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在国内外建渠道，创品牌。这样的生态，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企业生态。
版权声明：未经《英才》杂志书面许可，对于《英才》杂志拥有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任何内容，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摘编、或在非北大商业评论网所属的服务器上做镜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使用。已向《英才》杂志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