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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籍犹太人的自述
吴仕逵
日期：
200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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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7年加入了中国籍，之前，是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1915年在波兰出世不久，来到哈尔滨，呆了4年，之后又在天津生活了18年。
我父亲个子不高，又驼背，他从12岁就利用这个“优势”秘密传递革命情报。我个子也不高，25岁的时候，我和高个子朋友从香港徒步去重庆，路过湖南，一个农民问另一个：“为什么一个人那么高，一个人那么矮？”那人蛮有把握地说：“他还是一个幼仔。”
八岁的时候去看电影，路上满脑子都是对银幕的猜想，结果，左大腿股骨被汽车撞断成三截，卧床时的阅读使我最终成为一个作家。后来成为一流小说家的约翰·赫赛，是我三年级的同班同学，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下决心也要把腿撞断，以便成为一个作家。”15岁时，我开始给父亲主办的商业刊物《东方皮货贸易》打工，父亲给的报酬很慷慨，每月墨西哥鹰元12元，相当于6美元。
“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
后来，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记者。一天，官方消息来源称朱德在战斗中被击毙，我为这条新闻作了这样一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不久就被解雇。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的大炮突然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轰鸣，那天，我正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度假，亲耳听到炮声。我赶回天津，日本的飞机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特别集中于图书馆，我和其他记者去日军总部采访，我至今保留有记者招待会的纪录。
记者问：“为什么要轰炸大学？”发言人：“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军。”
记者问：“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 发言人：“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利用。”
记者问：“这能成为轰炸一所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发言人：“南开的学生反日亲苏。”
记者问：“上尉，现正在放暑假，没有学生。” 发言人：“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记者问：“那么，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
当时日本登陆艇正在向中国运兵。一天，斯诺护送来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和一位男士，要离开敌占区，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票，那个英国售票员问了一句：“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说完露齿一笑。其实，两位女士一位是邓颖超，一位是邓小平第一位夫人的妹妹张晓梅，男士是张士英。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起过这段往事。1938年，我作为记者和周恩来见面时，他也没有暗示过这件事，不过我猜想他一定知道，因为他通过部下对我的新闻报道给了很大帮助。1944年，我参加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到了延安。八路军总部派了一位高级干部来带队，他见了我，惊喜地喊：“在天津见到的就是你吗？”他就是张士英。
“我犯了什么罪”
“文革”开始后，我们这些外国专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我们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很多敌对的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但有一次我拒绝了，他们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所以来邀请我的红卫兵还威胁说要揪斗我。
在清查个人经历时，我的六岁女儿问我：“爸爸，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见过。她说：“你为什么不抓他？”我解释说，当时的时机不对。她的小脸上立即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你看见他了吗？”我说看见了，“那他为什么不抓你？”迷惑变成了怀疑。
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抛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对他的话我没有警觉，1968年3月18日，我被逮捕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从香港的日本拘留所里逃出来，就在26年前的同一天。那天夜里，我被带到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他们给我看了公安局的逮捕证。又是一辆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牢房很小，惟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厚实的门等我一进去就“砰”的一声关上。
几天后提审，我问：“我犯了什么罪？”对方说：“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在这卡夫卡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三周后，我被转到另外一所监狱，但关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字，后来才得知，这里就是秦城。我常常听到粗暴的话：“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这里关押的任何一个囚犯，放风和洗澡都是一个一个分开的。
在转狱的途中，我曾偷偷望着车外，路旁的树木和麦田显出一片嫩绿。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惟一的真正的故乡。
摘一朵野花藏在上衣里
我的牢房门上有一个窥视孔，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从那个孔里，我常看到看守的眼睛。犯人睡觉时必须左侧身睡，以便面向大门的窥视孔，但是，我习惯右侧身卧。规定两只手要放在毛毯或床单的上面，每晚睡之前，必须把眼镜递出去，大概是怕我用眼睛片割腕自杀。后来，倒是不用交了，但有一次我把眼镜放在毛选上，给看守发现，当即厉声责骂。
逢年过节，每人还发一个苹果。这会引起对家庭的思念，从而希望或者决心悔过。所吃的蔬菜就是监狱菜园里自己种植的，从采摘下来到舀进我们的饭碗只经过几个小时，甚至比我们家里从市场上买到的还新鲜。
在狱中不准听收音机。只有一次在对我问话时，他们拿来一个收音机，然后我听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时我对他尚无恶感，但听他一个口号接一个口号地喊，我对他那像乌鸦似的嗓音越来越讨厌，这同周恩来那种清楚热烈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开始什么东西都不让我读，后来可以看《人民日报》，我发现林彪的名字不见了，在一次交心的讯问中，我对此表示关切。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林彪是个坏蛋。”在中国话里，“是”这个词没有现在时或者过去时，所以我无法辨明林彪过去是坏蛋呢，还是现在成了坏蛋。
后来斯诺重访中国，并被邀请在1970年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主席站在一起。审讯人员教育我：“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待了你的罪行，就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怎么交待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呢。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他们说：“什么时候听你交待？一个月？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我能够活下来，关键是自己规定自己去做一些练习。比如打太极拳，或者“陆上游泳”弯腰，自由式动作，可以把头伸出“水面”呼吸，可惜不能蹬腿。有时我“复习”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时自己给自己讲笑话，甚至按顺序回忆我认识或听过的带麦克的名字，从麦克亚当到麦科沃特。
五一节，我也在屋里自己游行；斯诺去世，我就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我还乘卫兵不注意，迅速摘一朵野花藏在上衣里，回囚室偷偷欣赏。
1973年终于出狱了。我70岁时，邓小平和邓颖超前来参加了我的生日聚会。当时，邓小平已经81岁高龄，兴致极高，他问我在“文革”期间关了几年，我说差不多有五年，他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
（注：本文参阅《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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