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间我一定去跳伞，既刺激又好玩。我有几次跳不准目标，都挂在树上，等着别人来救我。”他说的一脸开心，听众则喷笑不止。
在各种非正式场合，总能成为话题中心的这个人就是张建星。当然，身为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的他，同时顶着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乌纱帽，他自己就是话题。
喜欢出位出圈的张，给《天津日报》造势也造得破天荒的热闹，比如“天津日报号”飞机。而他自己从《新闻的创意时代》到《传媒的运营时代》，让人惊讶于琐碎的新闻心得原来可以这样包装，更惊讶于它的流行畅销。
掩饰不住的霸气。“这是党报向市场化运作真正做强做大的经典。”当张听到诸如此类的评价从来照单全收，正像他从不闪躲自己的观点：“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就是当仁不让。”
的确，在张的身上集中了许多似乎自相矛盾的东西。如同阳光下的多棱体，站在不同角度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颜色。然而每一种颜色又都是不可否认的极其真实。
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把他说成各式各样的人物：一个抚摸着报纸就有生理快感的报人；一个看财务报表能热血沸腾的企业家；一个把私人感情写成白纸黑字出售的作家；一个自称做人很柔和做事很硬朗的非文人；一个旁人不以为然的事，却能在自己心里掀起万顷波涛的性情中人。
名气 人气
简直就是挖空心思。如果你是第一次到天津，第一次进天津日报大厦，第一次见张建星，他一定拉着你看大厦前16亿年的化石、他尊崇的孙犁石雕像，并且不忘指着大厦说它就像一艘巨轮。接着他会带你去整座大厦最惬意的地方——咖啡厅。临别，他会送一本自己新近出版的大作。事后，当你有兴致翻阅一下有关张的采访文章，会发现上述这一幕，已被重复不知多少次。
尽管相当老套，张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份坚持。
再次见到张，他高调到极致。那是在他创办的《每日新报》五周年的纪念庆典上，不光天津的政府要员、工商巨贾到场祝贺，全国性的知名媒体老总、演艺界明星也纷至捧场。张攒足了人气，大张旗鼓地推销他和他执掌下的报业品牌。
关系就是生产力。张的人脉究竟为天津日报报系创造了多少价值，恐怕没人能说得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财务中心主任陈玉琴的评价是：我们老总的人脉就是现金流。他并不讳言自己就是《天津日报》的一个品牌，还会推心置腹地告你交友之道：“我这人没心眼儿，大家和我交往不设防，所以朋友就多。虎不辞山，人不辞路。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做事一需要组织，二需要团队，三需要朋友。”
不过，参加他的清华EMBA同学聚会，我看到的是奔放不羁的张建星。大杯地喝酒，大块地吃肉，甚至大着嗓门地谈笑。听说他导演的小品《形胜于言》拿了清华EMBA的一等奖。听说他在“三八妇女节”带领全班男生送给同班每个女生一份礼物。还听说他要策划出版中国第一部由EMBA学员自己写的书。
于是当斯文内敛的张建星，出现在眼前时，怎么看都像是端着。那是比较私人的小型宴请，可能餐桌上有旅德摄影家王小慧的缘故吧，他从始至终都出奇地安稳。后来读到他为小慧《九生》写的序言《一种从生命出发又回归生命的宁静》，想来这种特别的情绪里，沉淀着难得的不浮躁。
利益 利器
胆大。从小就是，“有路不好好走，在墙头上奔跑。”
爱冒险？
他却反问：“还有比办报更冒险的事吗？”9800万的亏损，近3个多亿的外债，六年前没人敢贸然接手《天津日报》，更何况党报的利害拿捏，稍不留神就可能踩到雷。但他属于那种“这事越干不成我越想干。”
曾经也惶惶不可终日。“库里没有一点纸，账上没有一分钱，几千名员工看着你，每天还要不减版出报纸，心里没底儿。”
当卖报纸不如卖白纸，逼到这种程度，他真正发现“市场是个好东西。”下决心翻天覆地变，但有一条不变，“大报不能小报化，主报不能边缘化。”他坚信大报肯定能做大。
结果，“一年扭亏，两年改观，三年发展。”所有的艰辛在一二三中戛然而止。
十报两刊一网一院，这是现在的他所能操控的全部身家，值多少？收入多少？他说这是核心商业机密。但可以透露两个数字：“去年我们不算应收账款，纯利9000多万，总收入是我当社长前的6倍。”
从前根本不懂资本，玩一次就上瘾。从此只算乘除，不算加减。一手建立的全国最大媒体物流发行公司，是张经营媒体的范本。
资本下的是金蛋。两次资本运作，张没花一分钱，7000万元轻松落入囊中。第一次拍卖500个报亭经营权，3万元一个，抢购一空，1500万元横空出世。第二次融资建立股份制物流公司，天津药业、天士力集团及上海复星三家上市公司上赶着输血。
何德何能？“他们是企业家，不划算不会干。如果说有关联交易，就是他们相信我。”
去年又被瑞典IDG染指。“我认为媒体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跑马圈地。第二个阶段硬件建设。第三个阶段发行阶段。IDG看中我们的数字终端：日发行量150万份，常年订户67万。客户资源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这个世界就怕结盟。”张引用电影《手机》的台词，铺陈自己的野心：“我们结盟了，我们结盟后手里攥着资源，第一是报纸，第二是客户，第三是充沛的正现金流，加上我们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市场意识。”
真情 真爱
生命的起落，随你怎么看。只要是真诚的，哪怕有点夸张、变形。
“很多人总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黑了，为什么瘦了，说别的运动他们都不信，只能说跳伞，我知道这个运动肯定不是每人都去的。其实我只15年前跳过一次，太恐怖，等我明白的时候，不是在地上，而是在水里。跳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生，肯定是死，然后置死地而后生。”
非议，他不在乎。他认为只要干事肯定有非议，而且，非议也并非都出于恶意。18岁那年他含着泪写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血白花》，满怀青春的热望，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结果退稿。再发给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没有任何回音。“在我们启程的同时，生活也摘走了所有的站牌，我们其实是在无可选择中进行选择。”
写母亲、父亲、女儿，真情扑面而来，写自己模糊一片。“当人创造到一定程度，最难认识的是自己。产生一种孤独感，忽然你对世界都明白，忽然对自己不认识了。”
中年男人的焦虑？“我可能更焦虑我的身体。很多人觉得我在政治上是不是再上一步，这些事我不能否定想过，但不像别人想的那样。我是太想干事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
“张建星这小子，真可以啊。”他的三教九流的朋友总这么说。“当年分配到报社一年多，助理期没过，便当上了记者部主任。从小拾煤的他，26岁就成为正处级，36岁就获得中国新闻奖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他被朋友认为思维混乱，一提笔，他的第一篇评论员文章《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却撞上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他始终信奉母亲的一句话：“该井里死的河里死不了。”他认为这就是人生哲学的本质。
做到什么位置，才是自己想要的。“办10亿、20亿集团不难，这是可以计算的。难的是能否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一种与团队、与外界、与整个社会真正和谐的境界。”
琼巴活佛送过他一首诗《天人》，颇有意味：“天下无知己，天上有良朋。人在天下走，心在天上行。”读不懂，是一种感觉；读懂了，是一种心境。
声言32岁就不敢言爱的张，并不回避40多岁男人的幸福观：“还有人真心的爱你。”
对老屋、老朋友、老了的初恋有着深深情怀的张，也有不为人知的伤痛。他与第一任妻子，校园女诗人的情感故事，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她的诗写的太好了。”
自嘲：“人生是一杯可浓可淡的茶，涩是涩了点，但品味属于自己。”
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每月总有一个星期日，张不看书、不写作、不会朋友，只陪母亲和女儿。“我告诉你什么叫母亲，明知道你今天不回来，还要打电话问你回不回家吃饭。只要看到真实的你在身边，哪怕睡一觉，就觉得很高兴。”难怪，他写的《母亲是一种岁月》感动了无数人。
最大的成就感是女儿。“她的善良和纯洁总让我看到巨大的希望，甚至是人类巨大的希望。一见女儿，我就满眼希望，我们还有救。”
最大的缺点，是在竞争时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我认为太强势不好。竞争中当仁不让得罪了很多人，我现在正调整自己，软一点儿，再退一点儿。”
《克林顿传》给了他一个启发：“尊重不被别人尊重的人，因为毕竟我们并无多大不同。”
一生的哲学：“知足知不足。很深刻，穷尽一生做人的道理。”
一旦你发现面前的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自相矛盾，既有其所长，又有其不足的普通人，你便开始尊敬他，而忘却他的其他方面。
记者：作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个典型的工作日会有什么日程？
张建星：每天有三样东西我必看，一个是新闻大样，一个是现金流量表。每天进账多少我一定要知道。最后是一定要看一篇或者一段美文。最爱看毛泽东的文章。
记者：总编例会你通常怎么开？
张建星：如果市委没有会，我通常每周一下午有大例会，十报两刊的中层及管理人员都要参加。
记者：有什么具体议题吗？
张建星：其实具体问题都在平常操作中解决了，更多的时候是务虚。主要我像讲哲学课一样，说一下目前国内外形势有什么变化，政府有什么政策，市场怎么回事等等，有时候还研究一下对手。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好像跟实际工作没关系，但对办报及经营非常重要。办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两条：立场和观念。
记者：会不会因为你成为公众人物，对编辑记者的办报思路产生影响？
张建星：我个人比较愿意用我自己的意识、观念、感觉去影响其他人，特别是我的同事。办报必须有立场，我是总编辑，他们得按我的思路去做，这很正常。报纸导向不能出问题是前提，然后我才能考虑别的。
记者：一份党报的言论有多重要？
张建星：《天津日报》所有新闻的优势在于权威优势，这个权威优势的核心是政治优势。我个人认为作为党委机关报，它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言论上。《天津日报》最多一年能发表130多篇言论。
记者：你亲自会写多少篇？
张建星：我一年多的时候能写50多篇评论员文章。
记者：盈利和影响力你怎么看？
张建星：没有影响力不可能有长久的盈利，现在是影响力经济，或者说是表现经济。我一直坚持一个思路：低成本运营，高影响扩张。
记者：现在各大时政报在不断扩充财经版，这方面竞争你如何考虑的？
张建星：《天津日报》从前年开始扩财经版，但关键是本土财经版做什么。如果你不做像《21世纪经济报道》或《经济观察报》这类的财经新闻肯定有局限性；但你不做本地财经新闻，本地企业不会给你广告。我认为本土化或区域性新闻跟广告是紧密联系的。
记者：如果你们的广告大客户有什么问题，你会派记者调查吗？
张建星：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企业很在乎舆论，但绝不会惟舆论是从。而一个成熟媒体，很看中客户带给他们的利益，但从公信力、影响力上来讲，绝不会为1个客户而失去10个客户，甚至失去读者。
记者：如果作了负面报道，遭到客户报复，比如撤版，你们怎么办？
张建星：真正大的品牌企业绝不会这么做。如果真发生，我不在乎。我没那么小器。我们从不会设什么报道黑名单或红名单。从我做总编辑的第一天起，采编和经营就严格分开。去年我们作了一个铁规定：如果谁做有偿新闻就等同于政治事故，一年奖金都没有。
记者：是否因为商业压力而调整你的新闻策略？
张建星：我有一个基本点不变，就是把内容产业做好。我们原来搞的是媒体经营，现在质变到经营媒体。我认为党报的核心竞争力=充分的政治资源+完好的市场运作+优秀的团队精神。
记者：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作为主流媒体新闻应怎么做？
张建星：我自己的理念12个字：新闻深度、经营宽度、品牌亮度。
记者：给外界的印象，天津日报集团缺少一份全国性的大报或大刊，你目前最急迫的想法是什么？
张建星：我们在资金、人才的储备都够了，特别希望下一步能在北京办一份报纸，只有在北京办成报才可能是跨地域、覆盖全国的。
记者：有旨向了吗？
张建星：有几个想法在同时运作，但一些事在天不在人，人算不如天算。
记者：你办全国性大报的思路是怎样的？
张建星：从本土化和区域化出发，展开媒体的运行宽度和深度，做大党报，做大主报，形成有强势核心竞争力的集团结构，并由此走出强势媒体之路。
人物链接
张建星，山西忻州人，1958年3月15日生于天津。1983年毕业于天津师大中文系。同年分至天津日报社工业部做记者。一年半后任记者部主任，30岁进入编委会。先后被破格评为主任记者、高级记者。1994年获范长江新闻奖。1995年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同年任副总编辑。1997—1999年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1999年3月任总编辑，2000年任社长、总编辑。2003年9月兼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