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国洪起的人叹惜，他最大、也最不应该的转变，就是由一个“务虚派”企图变成一个“务实派”，把自己“长期智力劳动挣来的钱”赔了进去。这也是国洪起资金链紧绷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着蓝色囚衣，身形清瘦、头发灰白的国洪起再一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时，48岁的他已经被羁押了整整两年。
有人用形象的比喻评价国洪起案（《英才》2006年第3期刊登《国洪起的要命难题》对本案来龙去脉做过详尽报道）：“一帮人在法律边缘玩了一场惊险游戏——他们一起牵着绳子在资本市场圈钱，但后来却发现绳子越系越紧，最后成了一个死扣。只不过，其他的人及时逃了出去，最后这个死扣全部勒在了国洪起一个人的脖子上面。”
2006年3月14、15日，在南京市中级法院第二法庭，公诉人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国洪起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并鉴于国洪起案“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影响极为恶劣”，建议法庭“判处国洪起10年以上徒刑”。
法庭上国洪起对公诉方的指控进行了激烈的辩护，甚至进行了长时间的有关资本市场知识的“普及教育”。而国洪起的个人辩护律师田文昌则为他进行了无罪辩护，认为“国家制度的漏洞不能由个人承受。”
那么，这个“死扣”到底是如何系上的？
山东九九集团：进退两难
大约在2000年，原来一直“小打小闹”的国洪起才真正从一个“小混混”变成了“资本大佬”。
据知情人透露，当时国洪起同时用七八个账户做国债投资，实际投入的资金大概有10亿元左右。国曾透露：“2001年前我在海通做国债，一年做的交易量能够达到几百个亿。”
从1998年就开始收购上市公司的国洪起，其巅峰时期控制了新都酒店、福建三农、三木集团等三家A股上市公司，并信托这些上市公司进行股票炒作。国洪起估算，截至2001年5月时自己所拥有的资产总量达到50亿，总负债30多亿。
有传言称，国洪起真正涉嫌犯罪的是在“掏空上市公司方面”，但他却一路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其间，福建三农被国洪起抛给了另外一个现已深陷狱中的资本玩家——飞天系的邱忠保。
也许是对山东省方面的盛情难却，或者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原来“潜在深水下的资本大鳄”开始“爬上岸来兴风作浪”。 国洪起相继在2000年末投资了山东九九、唐山建源等公司，并一度梦想着把他们做大。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山东九九集团似乎是一个“无底洞”，原本计划投入两三个亿，但直到投入了七八个亿后还是不见有任何实际效益，最后追加投资达15亿之多；而他寄予厚望的美邦亚联，也在进军地产时陷入了“嘉利来大坑”事件中，最终把国洪起这个名字搞得声名狼藉。这些实业成了国洪起的“鸡肋”，弃之不舍的结果是——只能继续从资本市场拆借巨额资金投入。
山东九九集团所在地的政府，对国洪起的态度在他被捕之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几个地方政府之中对他的问题和资产追查最紧的一个。山东九九集团被强行接管并处置，国洪起的妻子孙涤非、妻姐刘严、胞弟国洪新，都曾先后被江苏省和山东省警方控制，而国洪新则在去年底以抽逃注册资金罪在山东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对于山东省方面关于九九集团的处置，国洪起显然不服。在2005年11月10日他亲笔签名的一份递交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申诉信中，他指责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在九九集团各单位的许多债务均未到期的情况下，强行接管了这些企业，完全剥夺了这些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在其后40多起累计金额高达10多亿元的民事诉讼中，九九集团各单位全部败诉。国洪起在信中说：“以明显低于实际价值的极其不合理的评估价格，将九九集团各单位实际投资累计14亿元以上的机器设备、厂房、土地使用权、铁路专用线、仓储设施以及配套的水、电、汽生产装置所构成的完整生产线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全部资产，抵偿给了债权总额不过六七亿元的各个地方债权人，严重侵害了九九集团各单位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国洪起埋怨，自己名下的九九集团各单位被剥夺了答辩权、上诉权和再审申请权等权益，说自己处于一种“极其无奈、无助的处境下”。
熟悉国洪起的人叹惜，他最大、也最不应该的转变，就是由一个“务虚派”企图变成一个“务实派”，把自己“长期智力劳动挣来的钱”赔了进去。这也是国洪起资金链紧绷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东证券：釜底抽薪
“脚踏两只船”的国洪起，本来还可以靠互相拆借来勉强维持，但2003年底广东证券突然冻结了国的账户，让他面临资金断链的危险。
此前，国洪起与广东证券一直处于一种“蜜月”状态，国洪起甚至将其分散在各地的20多个国债账户逐渐集中到广东证券广州西华路营业部和北京长春桥路营业部。在广东证券上上下下工作人员眼里，国洪起是一个有着高超资本技巧和良好交易记录的“贵客”。
从2003年6月开始，国债价格急转直下，国洪起的账户开始出现巨额亏损。在国追加投资2亿资金后仍没有任何起色。到2004年3月，国洪起的国债账户亏损高达10亿元。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华闻控股的介入，国洪起与广东证券的合作出现了问题。对于广东证券的“釜底抽薪”，国自然深感不满意，据传情急之下的国，曾一度企图活动有关方面抓捕广东证券董事长钟伟华。此事未果。
在法庭上，国洪起透露了与广东证券合作的一些细节：2001年，广东证券曾与他达成三项合作约定——国债交易手续费低至1％；允许国在广东证券融资融券，即挪用其他客户的标准券进行国债回购；同时，国也为广东证券融资融券。
田文昌指出，正是由于国洪起在西华路营业部“信誉一直很好”，所以西华路营业部负责人吴克夫才在2001年10月9日指令西华路营业部的交易员向宁禄投资出具了3亿元资金转入凭证。国洪起有权对广东证券其他客户的国债账户下达交易指令，也可“借用”广东证券国债交易席位上的国债标准券；在其自身资金不足时，还可向广东证券透支。
同为被告人的吴克夫，也当庭辩称：西华路营业部并非一级法人，为国洪起融资需得到广东证券总部的授权，而在宁禄投资和国洪起签订协议时，也有广东证券作为监管方出具的委托书。
但对辩方所称“国洪起在广东证券挪用国债回购融资是得到了时任广东证券董事长钟伟华的授权”的说法，钟伟华本人在笔录中辩解：他对西华路营业部和国洪起的上述操作概不知情。
“我可以直接找钟伟华，找吴克夫有什么用？”法庭上的国洪起显得很委屈。
宁禄投资：致命一击
谈起宁禄投资，国洪起有点愤怒。据知情人透露，当时宁禄投资的股票大跌，于是通过国洪起妻姐刘严找到他，想通过这个“资本高手”帮自己填补窟窿。国洪起没想到对方会在关键时候给他致命一击。
田文昌也在接受采访中解释，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罪，不仅要结果，而且必须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他认为，国洪起在主观上完全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首先，他是去帮忙的；其次，合同约定的理财方式，是宁禄投资为满足其保障委托资产安全的要求设计的，不是国洪起提出的；再者，理财期限是在参照国洪起以前交易的平均收益率基础上，经过反复、细致地测算出来的，国洪起本人也觉得，自己至少要经过3年零3个月的操作，所取得的实际收益才有可能超过保底收益而有所盈余。国洪起是有履行合约的利益驱动和充分的诚意的。
田文昌同时认为，国洪起在客观上也没有非法占有的结果：首先，国洪起履行了向委托账户存入3亿元资金的合同义务，国洪起名下的赛克赛思公司通过向广证公司融资的方式，帮助宁禄投资取得了3亿元的权利凭证，它是真实、有效而非虚构的，它与合约中规定的广证公司的监管义务，对宁禄投资的财产起到了双重保险的作用；其次，在委托账户中买卖和回购国债都是履行理财合同的行为；最后，国洪起完全履行了合同期满之前的支付义务，支付期前收益672.76万元、约定8期收益共5400万元、代宁禄投资还债14700万元，共计20772.76万元。至于在2004年12月31日委托理财合同到期时，国洪起无法履约还本付息，是因为国在2004年3月23日即已被江苏省公安厅刑事拘留。
但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国洪起恐怕在劫难逃，即使他现在还清了拖欠的其它理财款。“所有的亏损、所有的问题，总得有一个人来背吧？‘金融大盗’这个名头，对国洪起来说似乎合情、合理，虽然在法律角度上来说，宁禄投资这个案件也许还存在疑问和争议。退一步讲，即使他能走出江苏省的看守所，门口还有其他地方的公安人员在等着他。”
国洪起陨落路线图：
抽出巨额资金投资山东九九集团导致资金紧张→国债投资失利被广证冻结账户→无法支付宁禄投资的回报→宁禄投资报案——国洪起被抓捕